这个假期在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因为读得不认真，跟不上他的思路（尤其是书中那些繁复琐碎让人头疼的数学论证，被迫一概跳过），又老是犯困，往往眯一会儿醒来就想不起刚刚读了什么，又得回过头去看，所以进度老是提不起来。

    正如罗素在序言中所谈到，那片“介乎神学和科学之间的混沌之域”，便是哲学的世界。在我看来，如果说神学是出于（早期）人类对未知之自然的屈服与崇拜的话，那么科学则是对这种神秘蛮力的反抗与解释。再进一步，如果说神学的气质是神秘主义而科学是实用主义的话，那么介乎两者之间、兼容并蓄的哲学，则不可避免地同时兼有神秘与实用这两种气质——无论是娱人娱己，还是愚人愚己，抑或喻人喻喻己，任何人都能从中各取所需——我以为这是哲学最迷人的地方，也是支撑我困得死去活来也要继续读下去的动力。下文将基于此，仅就我目前有限的阅读内容浅析一个问题。

    在古代哲学时期，从以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及巴门尼德为代表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一直到我目前读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没读完），他们普遍的用以解释和描述客观世界（换言之，用描述性的语言来来解释客观世界）的语言系统，一是数学，一是神学。（需要注意的是，它们统一于“哲学”这一最终语言系统之中）一方面，他们相信世间万物是像数学（与其说像数学，毋宁说像数列）一样有序而又是自主地存在并呈现它所呈现的样子；但在持有这一朴素世界观的同时，他们又坚信在此芸芸众生之上，有一个终极的创造主（非众神）在主宰着世界，任何事物、任何存在都是其旨意使然（当然此终极boss的由来是他们所不能解释从而尽力规避的问题）——包括数学。亦就是说，数学也是主之杰作。他们通常以数学知识来解释和描述世界，但在遭遇局限及挫折时，便诉之以神学这一终极语言。比如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解释世界的观点，说世界是由火、气、土、水四种“各为一个数目所代表而构成连比例”的元素构成，即“火：气=气：水=水：土”，它洋溢着数学有序、对称、和谐的美感。

 而与柏拉图观点截然相反的蒂迈欧，他就说物质世界的真正原素（罗素本人及译者均未就此“原素”与“元素”的区别注释说明）并非土、气、水和火，而是两种直角三角形——一种是正方形之半（直角等边三角形），一种是等边三角形之半（这个怎么说？30度所对直角边是斜边一半的直角三角形？）。他还据此推出，四种原素中每一种的每一个原子都是正多面体。土的原子是立方体；火的原子是四面体；气的原子是八面体；水的原子是二十面体……这种理论也非常有想象力，而且比前一种更细致，更立体，更自命不凡。

    我深为柏拉图和蒂迈欧两人瑰丽的想象力所折服，而他们横溢的数学才华更是让我嫉妒得发狂。数学，这门在今天最基本的基本到退化为算术的学科，在当时确是那些大哲们描述和解释那个世界最基本的世界观，而这两种“基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理解他们：如果这个世界能被数理逻辑和空间关系完全支撑，那种有序、对称和和谐将是多么让人心醉。但是——遗憾的是，数学不能成为他们的终极语言，当他们无奈地面对在当时的客观物质和人智条件无法逾越的鸿沟时，最终还是只能诉之于那个云里雾里的“主”——在他们俩各自的理论体系中，居于最高地位的还是那个来历不明的众神之神。高深莫测的神学终究凌驾于合理有序的数学，成为这个星球最具权威但也无人拥有最终解释权的话语。而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智慧的精英们，有的也会为维护这种混沌的神谕而违背自己的科学体系和人生智慧。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睿智如苏格拉底，竟会为传达所谓“神的旨意”而甘愿背上教坏青年的罪名被杀；为什么在宏观物理学叱咤风云的牛顿，竟会去研究针尖上能站几个天使；为什么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诞生之前，即便是柏拉图、黑格尔这样的大哲们，也会苦恼于“既然6大于4，但小于12，所以6同时是既大又小的”这样的关系性命题。当欲将数学作为终极语言来描述和解释客观世界而不达时，神的旨意便是堵住这个窟窿的唯一办法。

    写到这里，我想我应该将哲学的神秘主义和实用主义双重性质阐释清楚了。数学于哲学之实用性（或器质性），将这个世界变得简单而平易近人；而神学于哲学之神秘性（毋宁说迷信），则将其变得复杂又敏感禁忌。这两种气质，是哲学本身的诞生和发展历程所决定了的。只要科学一天不照亮这宇宙的最后一处角落（理论上这是不可能的），只要神学一天还占据人类的精神高地（相当有前途），哲学的这种成为最终语言的不懈追求及其求之不得的自圆其说，就还将永久地持续下去。

    其实，世人又岂止将数学一门学问、一种语言做最终语言的尝试？化学家有化学反应，物理学家有物理运动，历史学家有历史轨迹，政治家有政治斡旋，诗人更有意象组合。每一片领域、每一个视角，每一种立场，每一门其独专的哲学智慧，都可能诞生其所谓的“最终语言”，只因所谓的“最终”诱惑实在太大——若这“最终”得以实现，得到承认，便意味着永久的攫取，永久的占有，永久的宁静与永久的荣耀——其实我们每个人又都何尝不是在探索各种明知求而不得的最终语言？但若真要在这不分胜负的拉锯中决出高下，最终亦不过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耳——兴许，还可能是零步笑一万步，岂不讽刺？不过，全部或部分人的最终所得，可能是真理，可能是谬误，更可能只是一场文字游戏。

    当然，自然及人文科学发展到今天，自然迷信及宗教信仰（我们不能贸然将信教的朋友们划作封建迷信）的狂热对科学发展的阻碍和影响已经越来越小直至忽略不计，另一种值得我们提高警惕的思潮是对诸如“科学”、“知识”、“人文”等听起来有百益而无一害的概念或是修辞的盲目崇拜。科学是不是一定正确？知识是不是一定有益？我们有没有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这样问过自己？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达：

    所以，林语堂先生在《东坡传》里一句话说得好：“倘若哲学有何用处，便是使人嘲笑自己。”而如果说我自己学哲学有何目的，便是永远比前一秒更清醒地自省到，未知永远比已知多得多；待定的永远比结论多得多；该推翻的永远比要树立的多得多——并以此作为动力，鞭策自己不断向前求知。向前即是接近，向前即是揭晓，向前即是创造，向前即是更广阔的自由。

    最后，摘录罗素先生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并与所有自以为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朋友共勉：

    凡是做过任何一种创造性工作的人，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都经验过一种心灵状态：这时经过了长期的劳动之后，真理或者美就显现在，或者仿佛是显现在一阵突如其来的光荣里——它可以仅仅是关乎某种细小的事情，也可能是关乎全宇宙。

                

    今天不写桃林纪系列，且拙谈我对某母校校友《我的生命不能没有文字》（http://blog.xiaonei.com/GetEntry.do?id=356812308&owner=240260724）一文的拙见，就当娱乐一把。我所见确实拙的地方，还请拙谅。

    总体上，我认为这完全是句屁话。换言之，说这句话的人，是在放屁。一方面，这句话呈把方块字拟人化了然后猛意淫人家的花痴状；另一方面，此论调颇有种中古知识分子遗风——就是将“我说/世界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的圣经句式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悲观理想主义做派杂交的别扭。这两方面发酵出来的浓醇屁味儿，对我不亚于一记闷棍……

    鉴于此君不是盲人，所以我们不能对“文字”做“语言符号”的字面意思理解——即使是失明的朋友们，都还有盲文可摸，决不至失去文字。实际上，这哥们儿说的是“我的生命不能没有才华”。我认为这句话颇值得玩味，不妨试加浅析。

    首先，此君必然自忖颇具才华，因为他先自忖生命中曾经并正在（兴许还有继续）拥有文字。这很好，因为自以为有才，比自以为有钱、有权、有脸蛋儿、有身材甚至有觉悟有幽默感要好治得多——我自以为颇具幽默感，但据反映我的笑果都很低俗，不能算幽默，顶多算喜感——更何况，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向来有着恃才自傲文人相轻的优良传统，我很理解这位仁兄急于向自己的才华表白心迹的焦急心情，尤其在这样一个普天同庆血流成河的美妙夜晚。

    其次，按该仁兄文中的说法，他中学时才华很坚挺，但上了大学就疲软了，原因貌似是由于大学里环境纷杂，搞得自己静不下心来，也搞得文字就此不再充血，进而搞得他很失落，随即开始了深刻的黯然神伤。这样看来颇有些跟才华谈恋爱的美感——你的才华真的很有性格。但我想说，恃才自傲不是错，顾影自怜也不是错，但麻烦你别用顾影自怜来诠释恃才自傲好么？你一大老爷们儿，要真觉得自己才华洋溢得不行了，广告天下的需求旺盛得遭不住了，就直接大声地喊出来，何必一副不胜娇羞欲拒还迎似有难言之隐的可怜相？你看，余秋雨之后，装文化不行了；易中天之后，装草根不行了；芙蓉姐姐之后，装学历不行了；赵丽华之后，装诗人也不行了；王兆山之后，连装觉悟都不行了；而其实我想说——郭敬明之后，装伤装忧郁装非主流装顾影自怜，最不行了。况且，将才华视作妞儿，这风险也太大了，要是她哪天不爽把你给甩了，你不就江郎才尽了么？我只能说，你真的把所谓“才华”跟你自身的关系理解错了，而且错得很矫情。

    说到才华，我眼里真正才华横溢的天才，中国由古至今仅李白、苏轼、海子及王小波四人而已。谁要胆儿肥放话说自己能给他们四人提鞋，那才真应了杜甫之言——“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但就算有才如此四公，也不曾恋己才至自怜——他们甚至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才华之存在，它就在那儿，就是如此简单。你可以说李白离了酒，苏轼离了佛，海子离了麦子，王小波离了自由，真正意义上的这四人就不复存在了，因为酒、佛、麦子和自由是他们各自的文化标签，将他们从这个充斥着庸才的俗世升华出去——但才华本身绝非他们的标签，而是流淌在他们血液里的天赋——这就是才华跟此四公的关系。酒精抓住了李白，佛思抓住了苏轼，正如土地抓住海子，而自由的情趣抓住了小波，将他们变成各自的嗓子，各自歌唱，唱对影三人酒穿肠，相顾无言泪千行；唱荒凉的山岗上那飘渺的四姐妹；唱无自由，毋宁死。他们的才华像烈火一样燃烧，毫不吝惜地燃烧，更不自怨自艾地燃烧，这火焰永不枯竭，永不熄灭。

    So，朋友，你跟你所谓的“才华”，到底是啥关系？还是你尚未来得及与其发生关系？如果是这样，以下几种关系仅供参考：其一，如果你的才华在于唧唧歪歪卿卿我我，可以考虑走纯爱路线，具体效果参照郭敬明，而我坚信你肯定不止他那身高……其二，如果你的才华在于断句和提行，建议你选择改行写诗，这个不难——把说明文竖着写就成。其三，你要是那方面能力不错，可以试试加入“下半身”诗派，但恕我不清楚此流派对才华的要求集中在脑子还是精子，详情请询沈浩波……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选择啦，任君遴选。总之，你别再犯这种矫情就成。

    所以，同样身为庸才的我，想要善意地提醒你，千万别把自己太当回事儿。你以为你跟所谓的才华爱得难分难舍死去活来，临分手了还卿卿我我藕断丝连，以便将来心血来潮玩玩暧昧死灰复燃，没准儿人家才华从来就没青睐于你，更别提临幸与你了。罗素先生曾经曰过，知识领域是唯一无法要求实现平等的领域（我貌似曾经在许多地方引用过这句话……），我认为这句话更适用于文才领域。当然，他是自身才华横溢，但又心怀悱恻安慰文化水平不及自己之人；而你理解这句话，须记住真正的天赋、才华不是想有就有的，也不是说有就有的，更不是你作顾影自怜状它便会垂怜与你馈赠与你的。这不平等的差距，可以通过勤奋来追赶，但永远不能平弥。如果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说不定你还能抓住一缕才华的体香，从而在我们这帮庸才中脱颖而出呢。再者，文字才华真有那么重要么？我觉得我可以喊出我的生命不能没有钱，我的生命不能没有妞儿，我的生命不能没有性，我的生命不能没有电影，我的生命不能没有……这他妈简直是个万金油句式，什么都能往上套，只要是自己想要的就成……但我就是没法套“文字”，套“才华”。除开矫情不论，我觉得自己没资格，因为我太平庸，平庸到在文字才华面前，我就算低到尘埃里，也放不出个屁来。也许这就是咱俩的差距啊~

    当然，你可以反驳我，说我太极端，拿你去跟那四位大佬比，你当然死活比不过他们。当然跟谁比是你的自由，正如我拿你去跟你分明比不过的人比——你也可以跟我比，但我自忖无才，懒得跟你比。你也完全可以当我在放屁，毕竟嘴巴长在你身上，才华生在你身上，你爱咋说就咋说呗。你甚至可以说我心理阴暗，写出这篇东西来表达我对你低俗的嫉妒，那对不起了，正如你的生命不能没有文字，我的生命也不能没有低俗啊，而我这句话比你那句实事求是多了。

　　自零六年后，我的冬天断为两截，一截氤氲在成都火锅沸腾的蒸汽中，一截徜徉在深圳海湾微腥的海风里。两半冬天，靠一段横亘云层的抛物线衔接起来。现正经历着的，是第三个。

    深圳和成都，是我懂事后寄留时间最长的两座城市。两座同席卷于商品化及城乡一体化建设热潮，并在城市人文景观、政治经济政策、民众对炒股的狂热乃至房价飙升速度等大多数方面愈发相似的城市，却在极少数地方呈现极端的冲突——

    其一，深圳总能享受到的蓝天白云和南国廉价的阳光，在成都阴冷成性的冬日，绝对是种不可得的奢侈。冬天的成都里呈现完全的灰色，厚厚的乌云隔绝了任何热量，凛冽的寒风钻心刺骨地袭来，我们就在这片晦涩的灰色里蜷缩着，颤抖着，委屈着咒骂着祈祷着能早早逃离这里的阴冷。而这时候的深圳，天空显得格外的高远，云朵像一簇一簇的泡沫，慵懒地点缀在湛蓝间，又像是随时可能掉落的云母片。而成堆成堆的阳光，就充盈在了这蓝白相间里，充盈着白色未曾覆盖的每一寸蓝色，充盈着蓝幕笼罩下的这座跃动的城市。道路两旁的叫不出名目的树们奋力伸出枝条，不顾遥远的距离，向着道路的另一边生长着，最终触碰、虬结、相依、相长，直至不可分剥。驾车行驶在这样的马路，不由自主地将车速放慢，前进中无声无息，仿佛滑在一条无限延展的翠色地毯上。阳光刺透枝叶薄弱的封锁，似无形的气根班垂在车窗外，又像细碎的气泡纷纷砸在身上，旋即破裂飘远。这会儿的莲花山、笔架山和红树林上空，各色风筝迎风飞舞，恰似姹紫嫣红的小船漂浮在浩瀚的海洋。孩子们欢笑着，嬉戏着，追逐在花草人丛间，一不小心跌倒，摔在柔软的草皮上也不觉疼，爬起来拍拍尘土继续欢笑嬉戏。到了傍晚，夕阳染红了天幕，将镶嵌其间的云母片烧化了，一朵一朵快要滴落下来。这时的深圳让人觉得她不是邓爷爷画圈、股指涨跌、房价飙升、民工跳楼讨薪、贫富差距悬殊、高官猥亵少女等关键词的简单堆砌，不是网络语境里各色言论的恶意揣度和风言风语的攻击标靶，更不是光鲜外表底下滋生罪恶之所在；也只有这时的深圳，才让人坚信她像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土地上的许多其他角落一样，一样笼罩在共和国璀璨的阳光下。我喜欢这样的深圳，这样的冬天。

    除却冬日的气候，两座城市深层次的冲突，更多地凸显在城市气质及其所影响着对这一方水土滋养着的市民（群体）性格上。关于成都居民的深层次性格，我跟许多人进行过浅层次的初步探讨，浅薄的结论就是“盆地性格”，即长于享受生活但耽于安乐，一定程度上缺乏拼搏和突破精神。我之所以称这里的人们为“居民”，就是因为他们依然秉持着老成都以悠闲为最大特征的生活风格，而非“市民”时代的疏离、高节奏等特征——但这两种模式都各有利弊，在后文将具体分析。

    记得上学期某晚和帆妹儿站在一教天台上，毛毛细雨落下成都冬夜的阴冷，早让人习以为常。对面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擎着渐次点亮的霓虹灯，在微雨里煞是好看。帆妹儿意兴阑珊着感慨万千：“我们成都还是可以嘛？”我一开始不明白他言语所指，不置可否地忐忑着，心里却猛然意识到自己从来都没有成为真正的成都人。而他接下来这句话才让我啼笑皆非：“哎……我这辈子就不出去了……死在这里就满足了。”我看着他的脸，很严肃，看不出他开玩笑的成分，而我倒希望这是个故作严肃的玩笑。

    诚然，成都是很好，勒点儿的气候很宜人（除却冬天），勒点儿的川菜黑安逸，勒点儿的妹儿黑巴适，勒点儿的生活黑悠闲，所谓“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确如其言——尽管在地震期间演变为“一座来了就跑不脱的城市”——但这些东西是否能敌过外面世界的诱惑，成为一辈子不挪窝的理由？“好男儿志在四方”，其言下之意是：才识在四方，阅历在四方，票子在四方，妹儿也还在四方哩——或者说，理想的生活永远在他方。孔夫子有言：“未知生，焉知死？”在年轻得生活都不屑于赋予自己生之意义之前，盲目地过早以安土重迁将阅历行旅的意义悬置起来，绝非善事。我自觉是个自由散漫胸无大志的人，都还想到处去走走看看。况且，随着如今西部大开发进程的不断推进，成都正在诸多领域面临兄弟城市重庆的严峻挑战，如果不能在成都居民（主要就与我们年龄相仿的青年人而言）的基因里注入一些拼搏进取的因素，在国家政策优惠方面远不及重庆的成都，很可能会落在后面，届时当惯了西部老大的成都人民的心理失衡可能会很严重。所以，年轻的成都人没有任何理由坐吃山空。

    第三点要说的，也是二者极端冲突中的核心，即上述迥异的城市性格背后的推手——两座城市深刻的人文底蕴落差。说起成都，每个人都会想到三国、武侯祠、青城山、都江堰，想到峨眉山与乐山大佛——这里的每一寸泥土都浸润着李冰父子斧凿山水的血汗与孔明运筹帷幄的儒雅；而深圳在历史文化上则是一张白纸，其从小渔村蜕变为国际化大都市的历史不过区区三十年，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历史陈迹，在这一点上两座城市简直云泥之别。这是深圳必须正视的承认的新兴城市与千年古都的差距。

    但与此同时，这也是塑造一种崭新城市社会模式——“公民社会”——的机遇。自从这个概念甫提出始，已经有过很多理论文章阐述其题中之义，不予赘述。让我们抛开经典理论，不严格不严肃的讲一讲我个人的理解。在我看来，成都是“居民”社会而深圳是“市民”社会（即“公民”社会）。这些许微妙的差别，正由城市性格气质体现出来。

    二者的区别之一，在于“疏离”。这种疏离感是“市民”社会区别于“居民”社会的显著特征。成都市民的居所大部分还是属于单位集资建房类型，邻居都是单位同事，大家知根知底，邻里关系融洽，形成一个相对而固定的小集体，且这集体的形成时间短，成员范围大。反观房地产行业极端发达的深圳，绝大多数社区依托于商品房，购房者彼此并不相识，成为邻居纯属偶然，更因为所谓高尚社区的“一梯两户”甚至“一梯一户”，根本无从构建彼此熟识的邻里关系，更别提那些天价的独栋别墅了——与其说与山水为邻，倒不如说与孤独为邻。即使从素不相识成为邻居到熟识相互走动，无从消除的戒备心和快速的生活节奏也无法抵挡疏离感的侵蚀。就说笔者，搬进这个小区六年，我还不曾踏入对门邻居家半步——他们家老家是哪里，家里有几口人，姓甚名谁，有几个小孩，是男孩女孩，几岁了读几年级，家里有没有老人，有没有养狗，这狗是公是母，有没有跟小区里其他母狗或者公狗生小狗……我统统不知道。这大过年的，两家也没走动，这在成都乃至内地大部分城市的邻居之间，简直不可想象。

    当然，这也全非坏事，适当（请注意这个修饰词）的疏离感是市民社会相较于居民社会的一大优势，这主要体现在它打散了传统的“聚居-邻居”关系，凸显出社区环境中个体家庭利益的相对独立，以及强化个体家庭与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大环境关系的紧密互动，而非将过多的精力消耗在处理盘剥复杂的传统邻里关系中——尽管在避免很多麻烦的同时，因为这疏离会少很多人情味，这是“市民”相较“居民”的最大损失。

    二者区别之二，就在于由此二者本身影响着的城市居民一般性格的差异。普遍认为，居民社会中的个体（包括个人及由个人组成的家庭），要比市民社会中的个体缺乏进取心和拼搏精神。这种差异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上文提到的疏离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疏离消弭了小环境中的相互比较和羁绊，在追求个体利益时会少很多顾忌和障碍，极端点说也就是所谓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乃至“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可以放心大胆地追逐个体利益并不必担忧有人瓜分胜利果实——这可以称为“消极”的积极因素。而“积极”的积极因素，就在于市民社会个体在具备较强的进取心的同时，更加注重对个人合法权益和诉求——工资、加薪、保险、福利、投诉、告你等，是他们口中曝光率最高的关键词。而居民社会，由于大单位社区完备的工作、福利制度以及由此而来的种种限制，更多地将个人追求诉之于工作单位这个小环境，完整融洽的邻里环境也常消磨着个体向外突破的冲劲，幸福指数普遍不低，安土重迁，自得其乐也就不难理解了。

    浅要地分析了“市民”社会与“居民”社会的一般性差异，就好联系到深圳与成都两座城市，说说历史人文底蕴与城市转型的问题。   

    我在文首提到，深圳和成都在我懂事以后接纳我的时间最长。懂事的意思，就是指意识到城市性格气质对个人性格气质的影响及塑造作用。两座城市的冲突，也只是两种迥异的气质在我个人内心世界的冲突体验——这种感觉换其他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重合——所以，不是说两座城市有何实质性冲突。其实深圳跟成都之间关系好得很。相较之下，深圳对我的影响，还是最为重大甚至决定性的——我有许多角色，是四川人重庆人涪陵人武隆人，但首要角色的自我定位，还是深圳人。哪里是家？父母之所在便是家。我随着父母南下，在这里度过了成长的最关键时期，在这里褪去了童稚，也在这里逐渐走向了成熟。这个随着改革开放浪潮崛起的小渔村，这座比她的首批建设者年轻三十岁的新兴城市，这座毫无所谓历史底蕴可言的现代化大都市，就是我的家。

    毫无疑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巨擘”的高帽是与“文化沙漠”的小鞋稍显畸形地同穿在深圳身上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比较在各种场合都是难免的事。比经济，深圳底气十足；但论文化，就似乎羞于启齿了。也是，论文化坐标，北京城有老舍，上海滩有张爱玲，湘西凤凰有沈从文，成都好歹有个李伯清，苏东坡都走到了惠州，但偏偏不曾到深圳留下只言片语。除了关山月老先生的几幅画作，深圳真是两袖清风。若拿深圳去跟成都比，我只能借用慕容雪村的话，一叹“天堂向左，深圳向右”，再叹“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但是，勇于开拓且效率惊人的特区人民，会甘居人后吗？又或许，深圳根本不用跟其他城市攀比埋没在历史尘埃里的人文底蕴，而转向修炼另一种真正契合特区气质的城市性格。深圳人民应该意识到，这底蕴的缺失，或许正是一个机遇。

    这机遇，就是构建公民社会。我们知道，公民社会是当今世界文明社会形态（我不知道这是否属于意识形态领域）发展大势所趋，法律常识和民主意识，以及权利与义务精神，是公民社会个体公民的素质特征。在我看来，构建公民社会，主张强调的是民权，智力支持的是民智，政策支撑是民主，物质保障则是民生。如果说民权的逐步开放和民主的次第深入，是由当局的意图所决定，并不受地方政府左右，那么地方能自行努力的，便是民智和民生。其中，最基础最重要的部分，即该城市的硬实力——民生。只有当民生得到切实的保障，民智才能在此基础上得到开化。而在这一点上，经济实力雄厚的深圳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说白了，深圳的优势就是有钱。

    但写作这篇文章，是从另一面为深圳正名——一座跻身全球竞争力排行前列的现代化大都市，绝对不会置自身的人文底蕴短板于不顾，因为只有经济越发达的城市，才能越明显地察觉“人文”、“文明”这些看虚无的口号一旦缺失，将是如何根深蒂固地制约着自身的发展——这样说也许有点空，我想我可以用一个事例来说明。

    华强北，是深圳的商业区闹市区。新年伊始的这里，充斥着以展示各种疑难杂症、伤残肢体攫食同情的残疾儿童；充斥着追着年轻人口里念着大富大贵合家欢乐只为讨取一两块钱施舍的老人；还有穿着戏服脸上浓妆艳抹扮丑角儿手里端着乞碗的“艺术家”；更有专挑娱乐场所门口扯着你衣袋口非要你买她十块一朵的玫瑰的小女孩儿……这令人不堪其扰的一切，活生生地解剖着深圳这炫丽霓虹背后的丑陋疮疤——贫富差距愈加悬殊、对弱势群体不管不顾、社会保障存在空白，似乎正为深圳的文明进程亮起红灯。

 

毫无疑问，我们正处在一个病态的世界，而且病得不轻。我们身边充斥着太多病态的现象，病态的论调和病态的人——如若病态也是一种才华，那么我们正生活在一种浓郁得前所未有的艺术氛围当中。当然，这是我的一家之言，片面之词——你大可以不屑一顾。毕竟老黑他说过，存在即是合理，所以我所看不惯的这一切皆是自然罢。但每每当我走过空旷的校园，看着那些怡然飘过的洛丽塔们；看着那些死活找不到镜片的硕大眼镜们；看着那些夜色掩护下成群成堆拥堵在一个鬼佬周围，一面用并不顺溜的Chinglish与之大谈东西方民主差异，一面偷偷寻摸开房对象的男女们，就总觉得一股阴风扫过——这样的他们让我很不舒服。反之，我的想法如果叫他们知道了，一定也会让他们不舒服——谁要在背地里说我坏话，我估计也不会高兴。很无奈的是，在背地里骂人，正是杂文的最大功用。

有个提法叫做恃才傲物，说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目中无人的坏毛病，个个都感觉自己最牛逼，所谓“文人相轻”是也。比如谢灵运就夸口道，天下文才共一石，王子安分去八斗，他自己得一斗，天下人只能抢他俩挑剩下的添头。也不知他这话是自谦还是自大，反正我看来看去都觉得是后者。老谢都够狂的了，而目无礼法，狂妄任诞的刘伶，更调侃那些张口闭口仁义道德的卫道士们是天地裤裆里的虱子而毫不自知，很有冲击力。提他们俩，是说你要傲物，总得有点才气——有才才有底气，否则就只能落得夜郎自大，贻笑大方。比如波哥在他的文中提到过清代一穷酸秀才，功名未取却偏偏养成一门特立独行的嗜好，这嗜好说起来口味就有些重了，是茅坑里游泳——粪泳前进，最终溺毙在了茅厕里的惨剧——要说文人曲水流觞，琴瑟相和倒有些风雅情趣，但偏好与污秽为伍，听上去就颇为荒诞了——相信也没人会认为他有才，反而要掩鼻而斥：“臭不可闻也！”反观谢刘二公，他俩甭管是自谦还是自大，至少这两则轶事非但没遭历朝历代海量的文人们反驳，反而人人传诵，引为美谈。这话要换作笔者来说，还没来得及自惭形秽之前就早被口水给淹死了。

剩下的一个问题就是：谢刘二公病不病态？可以肯定的是，恃才而狂绝非病态。老谢遭戮时，是被扣以不孝的罪名，这是当局出于统治的需要而硬扣的高帽，绝对的莫须有。他除了自恃文才之外，应该是个老实人。但偏偏他的粉丝李太白殊不简单，挥毫谱就诸多真情告白，遥寄谢灵运，给他平添了几分偶像光环。刘伶呢，按鲁迅先生的研究成果来看，除了生性嗜酒，还有些药瘾——这种被称作“五石散”的玩意儿，就冷酒冲服，服后通身发热透明，须裸形在宅内来回奔突，散发药劲，所以才会招来那些虱子们的指责并反唇相讥。他病态吗？又是嗑药，又是裸奔的，看似有点。但那时清谈服药之风盛行，更何况伶哥乃是与阮籍嵇康等人齐名的竹林大贤，本就以特立独行，放荡不羁为己任，又岂可以俗人眼中的“病态”冠之？所以，此二公因着他们的才华横溢，即使有些微病态也瑕不掩瑜，甚至，这病态本身，就是他们的才华。

继此二公之后的许多许多许多年之后，西方出了一个被称为“悲观主义哲学家”的叔本华，此公更不容易，直接鼓吹“痛苦便是我唯一的才华”。世间才华何其多也，把痛苦当作唯一的才华，这是何等悲壮的病态！从这个角度来讲，诗歌和哲学作为世上最为虚无缥缈的两门学问，其从业者——诗人和哲学家，最终总不免陷入悲观绝望的境地——看看那一连串自杀的诗人和哲学家名字就能了然这两个行当的高风险性。同时，作为这世上最朴素也最华丽的两门语言，诗歌的感性和哲学的理性（这样说并不准确，有些哲学思想相当的感性甚至野性）又都美得那么炫目，叫人心折。

笔者有一位朋友，唤作思思（化名）。他曾经也是位光荣的诗人，立志要做中国“经济学诗派”的创始人。说实话，当时他抛出这个门派头衔时，着实把我给震了一下。相传之一，在很久以前那些油菜花开的美丽春晨里，他常常独自坐在江安河畔写诗——如果换条河，这个意境是很美的，无奈却是江安河——你可以想象当你沐浴着甜美晨光，绞尽脑汁描绘着下一行美丽诗句时，河面上突然漂过一具浮尸是何等的骇人。所以，这个场景的美感顿时大打折扣。相传之二，他曾委身围舍活动室挑灯夜战，通宵达旦写小说，但貌似到现在还没下文……相传之三，思思更潜心钻研易理佛经，向着禅家全方位靠近。无论从那一个方面来看，他都俨然要成为一名大家——但是（请注意这个转折），他最终幡然醒悟，也许是意识到自己的才华并不在此，毅然决然投笔从商，报考注册会计师，并一举中第，实在是可喜可贺！如今他一改痴迷文学创作时面黄肌瘦、形容枯槁的难民状，怀揣注册会计师证，端的是英俊潇洒，玉树临风；不久前还拿到了驾照，更是意气风发，一时无两。据说他还打算报考计算机二级、专业英语四级、托福、雅思等各种资格认证考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走上正途的他定会开辟自己的一番新天地。

举出思思的心路历程，是想以这个生动形象的例子来说明这样一个道理：人贵有自知之明（非贬义）。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当初思思如果仍旧死抱着文学梦不放手，其结果必然是被逼成病态；但当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具体情况，决意转行从商时，立刻展现出在这方面无与伦比的天赋，成功地扭转了滑向病态的颓势，施展了自己的才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上面谈到的，都是我心目中有才的人们，他们的才华让我歆羡。但是同时代有才的人毕竟是少数，倒是如笔者这般滥竽充数的庸才居多。庆幸的是，笔者自己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事实。记得零二年世界杯前后，万人迷碧咸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内疯狂蹿红，右前卫顿时成为球场上最为炙手可热的位置，校园内本属小众的足球运动随之鸡犬升天，众多从未接触过这项运动的男同胞们蜂拥而至，点名要打右前卫——而且打死不踢左前卫。我当时那个感动啊——咱们足球，从来就没像现在这么红过！但是，一个不断激化的矛盾渐渐凸显，就是右前卫毕竟只有一个啊，竞争格外激烈，甚至有人为了争夺这个位置而大打出手。我这人脑袋比较驽钝，一开始没把这现象跟小贝的偶像效应有机地联系起来，只把它当作人手过剩的甜蜜烦恼。

可是，当我发现这些在场下分外积极的右前卫们一旦上场，既不突破，也不跑位，死死钉在右路靠近对方底线处疯狂要球，在成功得球并幸运停住球后，左手奋力抡圆一圈夸张的弧线，左腿恨不得要骨折般弯曲，右脚潇洒起球径直飞出底线时，我才猛然醒悟：

我艹！敢情都他妈扮碧咸来了！

本来踢个右前卫并不甚困难，有速度有身体能成功突破下底传中就行，但是想踢成小贝那样就很别扭了——第一要没速度，第二要没身体，第三要没过人突破，要做到这三点实在有点为难。此外还要有精准的长传，更别提那脚鬼斧神工的任意球。所以此后我每每远远望着球到了右路迟迟出不来，出来了也是出界就很是抓狂。这样的盛况，在之后小罗当红时也一度涌现在左边锋位置上，那招人人跃跃欲试的牛尾巴更是让人抓狂……我很难不把这种画虎类猫，东施效颦的心理归结为病态——实乃东施之效颦也！

话说回来，体育竞技层面的些许病态心理还无伤大雅，可怕的是文学层面的病态心理，这样邪恶的作品读多了，心智难免不正常。波哥曾经这样评价张爱玲的作品：“天知道张爱玲后来写的那叫什么东西。她把自己的病态当作才能了……”据我所知，能够在病态一道上跟张爱玲后期作品并驾齐驱的，唯安妮宝贝与郭敬明二者也。

笔者若干年前曾因病卧床月余，病痛难忍之际，便向同学借来两本小说读读，以效关云长弈棋刮骨及凌凌漆看A片拔弹头之风流。刚拿到这两本书时，已然被翻成海带模样，对此我颇为欣慰——至少说明它俩人气很高，读者甚众，品质应该有保证。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它俩最后必然是被看没了的。于是我便欣欣然读了下去。不料，第一本读着读着，我的心理行为逐渐向女性靠拢，言行举止也渐次变得娘娘腔起来，着实把我爹妈给吓坏了——说怎么这病一害起来，竟给整成个人妖了。这还没算完，读完这本人妖小说，我又抱起了安妮宝贝那本，情况就更糟了——我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心理阴郁，神情冷漠，只爱穿洗的发白的旧球鞋和亚麻衬衫，戴上了尾戒和耳钉的人妖。据我妈后来回忆，我还常常半夜梦游，光脚踩着木地板走进厨房，打开冰箱取冰豆浆喝！我那时想这下完了，这辈子大概就被这两本小说给毁了，我被这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折磨玩得将要死掉。所幸后来托朋友捎来了两本秋雨哥和波哥的书，我才慢慢脱离这梦魇，正常了起来。但是因为我们寝室如今没有冰箱，也无从证实我好没好完。

也许大家也都猜到了，这两本小说，一部叫《梦里花落知多少》，一部叫《彼岸花》。前者因为抄袭赔了几十万，小郭因为心疼这笔钱，每每一想到这件事，“眼泪就不知不觉流了下来”；而书迷口中的“Anne Baby”在其特定的读者圈里，口碑相当好。我觉得，在故事题材这个问题上，只有选择的自由，没有好坏的区分。一个女孩儿的朋友要么为保护自己不受强奸甘愿自堕狼吻，要么是夜店的鸡头，要么跟这女孩儿一起出车祸死了都不奇怪，现实中确实也有这样的人存在，更何况这女孩儿的遭遇全是从人家书里抄来的。同样，我也相信只爱穿洗的发白的旧球鞋和亚麻衬衫戴尾戒穿耳钉光脚踩木地板半夜喝冰豆浆这样的人存在。但是——你们写书能不能不要这样拿腔拿调，病怏怏软绵绵，一副病入膏肓行将末路，整出一副心理变态的样子行不行？敢情还真把自己病态当才华了？

现如今，这两本书和两位作者的其他作品应该也很受欢迎罢。他们的读者，好像把自己都标榜为“非主流”。他们的穿着和PS的风格，就跟《梦里》扉页中的那些人差不多。但是，以读书品位（如果读他们的书也能算作品位的话）来定位非主流群体，远远是高看了。如果从文化品位角度来讲，正常的、健康的“非主流”无可厚非，比如在那个万马齐喑的年代，波哥的杂文小说以及他和李银河女士所做的中国同性恋群体调查，就是顶好的“非主流”；学者们做学问，总要走进前人未曾涉及的领域，旁人不曾提出的观点，这不也是很好的“非主流”么？

所以，我也相信，当“非主流”这个说法甫提出时，可能还是一种相对健康的概念。追求的，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派头。即使只是单纯穿戴行头上的区分度，亦是一种潮流趋势，也未沦落到如今这等病态的模样。可是，“非主流”这玩意儿也不宜太多，就像大便里的沙门氏菌和其他细菌，要过分了就容易害病。现如今的非主流男女们，大概是只取其之糟粕，而弃之精华（说实话这非主流文化有精华么？），做的是买椟还珠的赔本买卖。更可怕的是，他们把这糟粕给发扬光大了。

首先，一张P得色调病态的照片——要么本就是眯眯眼，拼了命地快把一对眼珠子瞪出眼眶来吧；要么本来长得挺壮实的偏要整出萎靡不堪的一副欲求不满的病态模样吧；要么就学冠希哥把俩人打炮的场面拍下来吧……

其次，一两句自我陶醉的病态呓语——什么“你可知道 我这一朵男子 哀伤的寂寞”，什么“谁能发觉 我的世界 曾经有过 你的脸”吧，什么“我 不同意 你爱她”吧……

最后，似乎非主流男女们还跟一叫什么“劲舞团”的游戏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其提供了海量的非主流玩家，在游戏中广泛开展一夜情联谊活动。有首歌是这样唱的：“哇哦哥哥 你真滴好帅 我看你玩劲舞也跳滴好快 好稀饭哦 偶有点想做耐 不知道你那个素不素也很快……”

罗素先生曾经有言：“人的知识，是唯一无法要求实现平等的领域。”我觉得此言也适用于审美领域。面对着这诸多非主流一族们，我只能无语，因为我跟他们的审美情趣根本就不平等，你如何要求一个正常人跟脑残正常交流？林妹妹身体有病，葬花焚稿时那弱不禁风的柔弱让人怜惜，这确实是种“病态美”。可非主流们身子安好，四肢通健，非要无病呻吟地装病，只能是脑子有病，一点都不美。更何况，林妹妹有才啊，他们——有么？

于是乎，每当漫步在校园内，看着那些穿着长袜球鞋学王心凌阿姨装嫩的女孩儿，我都想给她们几双球袜穿——阿森纳的球袜很漂亮，穿上应该更好看；看着那些带着大黑框眼镜却没有镜片的人，我都想给他们装上镜片——要是真近视，摔跤了怎么办？当芙蓉姐姐还混迹北大清华校园内让人捉摸她到底是不是大学生时，她的搔首弄姿让人笑破了肚子，但当她真正走上舞台展示她的完美S型曲线时，我们却怎么也笑不起来。病人饱受痛楚，我们应施予人文关怀；没病的人非要装病，还把这病当才华尽情挥洒，我却怎么也关怀不起来。

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真够病态的。在那个诗人尚存的时代，大哲海德格尔不无危机感地发问“诗人何为”，因为他可能已经意识到，我们这个世界越来越没有诗思呼吸的空间了。而现在，我们读到了《诗人之死》——诗人真的都死完了，一个不剩。如果诗人病态的才华注定是个悲剧的存在，那么他的舞台，他所扎根的社会不能病。如果这个社会也病了，诗人就真的死路一条了。那么，我们现如今这个社会，是不是也病到了该接受这样的诘问之时了？不论怎样，人心总应向往着一些纯粹的快乐与美好，这美好和快乐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下去的理由与动力。我们应该呼唤健康的才华，让它始终渗透在我们的生活中，始终为人心和人性美好、光明的一面歌唱。

是为桃林四纪，贰零零八年拾贰月玖日于桃林居。

这篇东西，从暑假读完《苏东坡传》就写起，却断断续续写了四个月还未搁笔。我写的是苏东坡的情怀，想写的却又不止于苏东坡的情怀。苏东坡是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有大坚持，大担待，大情怀——苏东坡太大，可写的太多。也正是因为如此，才难以写小，写好，写爽，写尽兴。我只能尽量把他写得浪漫些——一个人写自己不懂的东西，就容易写得浪漫——我喜欢苏东坡，归根究底却又不懂苏东坡。读完全书，只记住了林语堂先生这样一句话：“倘若哲学有何用处，便是使人学会嘲笑自己。”今天一想，苏东坡对于我而言，与其惶恐踟蹰不敢下笔，倒不如干干脆脆写完它，写不好就权当自嘲吧。

喜欢林语堂的同学草草读一点就可以放下了，因为后面废话还会有很多。我以为，说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废话，也不失为一种情怀。

 

一、情怀与“格调”

我读的这本《苏东坡传》，是台湾张振玉先生的译本。他的成名译作，是《京华烟云》。此前粗略翻过李一冰先生的版本，较之此版胜在考证的完整翔实，而失之气度的洒脱旷达。据说1977年宋碧云先生的版本最佳，但一直无缘得见。这三位先生，都是台湾顶好的翻译家。

波哥有言，倘若现代文学有些可取之处，便在于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他这话说的是傅雷、查良铮和王道乾先生。经典译作成其为经典，原作者的才华当然是坚实的基础，而优秀的翻译更是功不可没，因为译者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和思维模式——翻译是一次只脚踏两船的再创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版《苏东坡传》其实是苏东坡、林语堂、张振玉三者精神气度的碰撞、冲突、交流与升华。这个过程没有石破天惊，只有水到渠成。升华后的氤氲，我把它看作一种情怀。

提到情怀，我想把它跟“格调”一词区分开来。在我眼里，“格调” 在这个文学界限越来越模糊、文学受众越来越广泛、文学批评越来越娱乐的年代，是个很卑鄙的存在。在那个大师的年代，莫泊桑曾经有言：每当我拿起笔，就想到了自己的读者。而中国受众们的传统阅读思维是：每当我捧起书，就想受到教育。在这样的受众思维中，“格调”充当的是道德模板和政治口号的双重角色。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中，造就的是高大全的道德楷模和政治标杆，德育效益便是文学价值的内涵。现如今，让我去读这样的书，我会觉得是对我本人智慧的侮辱——我不认为自己是不辨是非的人——我不需要作者来告诉我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需要的是是非对错之间的灰色地带，这才是文学之旨趣所在。而这对错交锋的火星四溅中，展现的便是作者的情怀，与格调毫无干系。同理，如果你读完笔者写的东西，觉得我是在向你灌输是非对错，而读不到我的情怀，只能意味着你的智慧被我侮辱了，实在对不起。

 

二、苏东坡的情怀

传统观点认为，苏东坡作为北宋豪放派词人的杰出代表，《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其最出色的作品——也许还有其他作品，恕我不记得了——但我不以为然。在我眼中，苏东坡最杰出的词作，莫过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而后者，笔者最是喜爱，于此摘录：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单从文学创作角度，笔者以为，一位作者被同时代或是其后世加以定型或定性，谈不上什么悲哀，却至少绝非乐事。诚然，苏东坡于词道之豪放旷达，旷古绝今，《赤壁怀古》和《密州出猎》更是少有堪与之比肩者。而“豪放派”的头衔，也是对其一生诗词歌赋主题风格的恰当概括。但是，狂风骤雨之后的空竹幽篁，天崩地坼之后的云淡风轻，是否更别有情味？即使豪达如苏东坡，也不可能总是“酒酣胸胆尚开张”的弯弓射虎，仰天长啸和“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弄潮江头，岿然不动。笔者也嗜酒，亦曾于江海中见识过惊涛骇浪，虽没机会射杀虎狼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但对这两种波澜壮阔的情境倒有些许体会，更深知饮酒后纵横捭阖，豪情万丈的种种快活。惟独对夜深人静，辗转反侧的旧情难忘而至午夜梦回泪千行的肝肠寸断；雨过村道泥泞，竹杖芒鞋的酒后春风而至回首萧瑟的笑看云淡风轻近暮天此二种孤独寂寥和恬淡无他始终无福领略，所以心中神往。与这两阙词中流露的情深义重和恬静旷达的婉约情味相比，苏东坡的“豪放派”头衔倒不慎看重。再者，欣赏之余，我真正钦佩的是他横跨豪放婉约的“通吃”本事，这大能跑马，小难插针的收放自如可实在了不起！或许，对于每位勇于挑战自己，突破自我的创作者来说，这就是境界的题中之义。至于什么头衔排位，纯属多余。

上面的都是题外话了。这里要说的，是《定风波》一词中苏东坡的一种情怀。苏东坡一生学富五车，才华横溢，可说旷古绝今（苏东坡绝对配的上这四个字）；诗词曲赋，书画双绝，尤其写得一手好字；他还潜心佛道，颇有造诣；此外更自酿美酒，真可谓古往今来第一大家。这些话对其他人可能是大拍马屁，可惟独对他可谓中肯。更何况，我真心欣赏他，钦佩他，这些话就算是拍了些许马屁也无伤大雅。

说到佛道，这里又可以说些题外话。这学期开了一门课，叫“文化原典导读”，讲的是《维摩诘经》。维摩诘，便是此经之作者了。讲课的老师只顾照本宣科，无甚兴味，上过两次睡了两次，后来也就不曾去了。但这维摩诘大师，却不得不提。

恰巧日前读过一本专讲魏晋文学的书——不过书名就忘了。讲魏晋，总绕不过名士风度；讲风度，总绕不过竹林七贤；讲七贤，总要讲到阮籍嵇康——此二位名士，笔者是崇拜得紧，也总奢望自己能过上他们那种非汤武，薄周孔，藐礼教的自在生活。而说到阮嵇二贤，就得说到这维摩诘。据我模糊的印象，那本书中说维摩诘乃是印度佛教大师，门徒甚众，与我们理解的传统和尚不同的是，他不剃度，不住庙，不着袈裟，不念叨“阿弥陀佛”，可比在咱天朝上国做和尚自由多了。这种带发修行方式，好像叫“居士”罢。更让人羡慕的是，维摩诘居士饮酒啖肉，更娶妻生子，子嗣甚众。这要搁咱们天朝上国早给逐出佛门了。可人家身处万丈红尘之中，还写了本佛经，几千年咱天朝上国看破红尘的和尚都在念，甚至如今我们这些非佛门人士都得念，不服不行啦。这位维摩诘大师自晋代以降，便是中国世子学人的精神偶像，粉丝们美其名曰——“大隐隐于市”。陶渊明是他的第一代粉丝，陶渊明又不知是多少读书人的偶像——包括苏东坡和笔者的爹在内，所以维摩诘堪称化石级偶像了，王维就以“摩诘”为字，连带名字都与维摩诘沾上边，足见对其偶像之虔诚。而书里说魏晋名士们的傲人风度，便是师从维摩诘大师——啧啧，我也有点崇拜他得紧了。

扯远了，扯远了，拉回来，拉回来。陶渊明无疑是苏轼的第一精神偶像。或者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陶渊明是所有中国士人的偶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归宿。而与维摩诘相比，陶渊明与他们在心里距离上更亲近。我爹是个文人，心理上更是个士人，他说他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山林间结庐而居，庐前须得种有几株芭蕉树，屋后划出一片农圃，烟茶齐备，读读书，写写字，闲来弄弄庄稼，雨时搬把竹凳坐在檐下，侧听雨打芭蕉——说实话我觉得这比陶渊明又高明了许多，至少渊明哥没烟抽——不过，由此可见陶渊明的偶像效应。或者说，中国士人们，都有点“陶渊明情结”。

古代不像咱们现在就业这么自由，如今“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管哪行哪业，做到行业龙头也就功成名就了。在古代若不读书当官，无从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可不管哪朝哪代，总是民多官少，而且读书人何其多也，就业竞争压力自是大得难以想象，比我们考大学找工作难上千倍万倍。古代人不仅读书头悬梁锥刺股，更有着忠君报国为社稷的社会责任感，这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不能相比的。可是，圣贤书满嘴大道理，读多了毕竟心烦；官场更是最功利最虚伪之所在，待久了毕竟气苦；读书读到老仍无功名或是当官半生却无甚成就的话，心理可能就更复杂了。哪怕是当了大官，天长日久恐怕也会心生闲云野鹤之念。在这个当口，陶渊明出现了。要说他学问也不甚大，职位也只是个芝麻县官，若混迹官场一生，知之者恐怕少之又少。但他偏偏不为五斗米折腰，摘掉乌纱帽，摘掉官场的种种虚伪逢迎，摘掉中国士人千年的价值重心，却开辟了另一片清心寡欲，心平气和却五彩斑斓，精彩纷呈的天地。在这里，没了功名富贵，没了权谋倾轧，没了曲意逢迎，没了表里不一，也就没了最大的烦恼，也就有了最大的自由。

官场是座围城，一小撮读书人把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另一大群读书人在外面摩拳擦掌。陶渊明义无反顾地走出去了，城里少了一顶沉重的乌纱帽，城外却多了一把轻盈的锄头。其他城里的读书人们瞧着他走向田园间的背影，有的不屑一顾，有的毅然决然随他而去，但更多的只是投去歆羡的目光，继而环视周身灿烂的鲜花与澎湃的掌声，再抬手摸摸头顶的高帽，稍稍扶正，咬牙收回一眸失落与侥幸，恭恭敬敬拱手一拜，暗道：“等我告老还乡再效他也不迟”。反观城外的读书人，要么小看了陶渊明的心理素质，要么高估了自己的抗诱惑能力，要么觉得为官事大，尊严事小，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挤进去再说其他。纵有歆慕陶渊明先生之高义者，也只是心驰神往一番，继续埋头苦读。这样一来，人人颂陶名，官官吟陶诗，而陶渊明自然而然成了中国士人心中南山竹篱的精神家园——只是精神家园——只肯神往，不愿身寄了。

说完陶渊明，再说苏轼。苏轼推崇陶诗，有言“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实际上，宋以后，文人推崇陶渊明，也与苏轼有很大关系，也就是前文所说“偶像效应”了。但是，东坡比陶渊明要积极得多了。虽然苏东坡饱受“乌台诗案”之役，又为奸人所迫，四处贬谪，孤苦伶仃，在仕途上遭遇的挫折远过陶潜百倍。但是东坡比陶渊明更加热爱俗世的生活。他一方面天性更为豁达，极少为自己的前途而神伤。另一方面，他心怀社稷，体爱百姓，根本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安静下来。他也像大多数仕人一般，最多在精神上有些企慕陶渊明的那种生活，但不会真去做隐士。

而笔者所说的苏轼的情怀就在这里——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种行动力。这是对自己理想信念的坚持和践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论遭遇多大的打击报复，不论被贬谪到多远的蛮荒之地，他始终坚持说真话，进忠言，不平则鸣，一鸣惊人，但求对得起国家社稷、天地良心，于自己本身则虑之甚少。我不相信陶渊明没有忠君爱民之心，但是在坚持自己信念一层，总比苏东坡短了一截，尽管他是苏子的偶像，终究也只能至于偶像。在他和陶渊明身上，我看到一种美妙的互动。当陶渊明在一处安定下来，他的生活、诗文就像极陶渊明，他既以渊明为自己前生自比，又把自己躬耕东坡之地视作是陶渊明的斜川之游，更做“和陶诗”百余首，遥寄陶公。而当他奉命往下一处谪地出发，于旅途劳顿中，又是完完全全的苏东坡，再看不到一丝他人的影子。

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苏东坡写下了这首《定风波》，独善其身的他，厌倦了做官——恐怕也有些畏惧，终于在心理上少有的贴近了自己的偶像。“一蓑烟雨任平生”，分别从一个弃官而去的樵夫和一个饱经官场风浪的官人口中道出，味道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坚定如苏东坡，终于也想要隐去了。“也无风雨也无晴”——没有官场的惊涛骇浪，自然也没有了大富大贵，这些他都厌倦了，只欲“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是，苏轼终究是苏轼，不是陶渊明，当接到谪贬惠州儋州的调令，他依然做回了那个风尘仆仆的苏东坡。因为社稷犹在，君民犹在，他的理想信念仍要求他一直走下去，直到天涯海角，直到客死他乡。而这首《定风波》，不过也只是行动中的一丝小憩，一缕遐思罢了。

 

三、林语堂与鲁迅的情怀

写完苏轼，不妨写写林语堂先生和鲁迅先生。曾经有位朋友送我一句话：“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领现在可行之乐，补生平未读之书。”他爱极了这句话，我也爱极了，而这几句摘诗，便是林语堂先生的手笔。

林语堂先生学贯中西，自成大家，《东坡传》译得好，其英文原著自然写得也好，可惜我多半读不下去。以前中学写作文写到苏东坡，一位老学究认为我写得不好，便让我去读读这本《东坡传》。赖我记心不好，只记住了文首那一句话。有时间再读的话，我一定用心再多背点东西。

此节写林语堂先生和鲁迅先生，一是因为他们是敌人，也是朋友——这世间的敌人往往就是最了解彼此的朋友。同时，也是因为我都真心佩服他们，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曾经在校内上分享了一篇王小波先生的语录，理由是“波哥是朋友”，而之后分享鲁迅先生的语录，理由是“鲁迅先生是老师”。初高中背文常时，总先称鲁迅先生为“文思革”，我倒觉得应该反过来，首先是革命家，其次是思想家，最后才是文学家。我是个攒字的人，将来若能靠码字儿养活自己，已感不胜惶恐；而鲁迅先生是位彻头彻尾的战士，他的文字是投向敌人的刺刀，让敌人不能活。我作文来讨饭碗，鲁迅先生作文来让人丢饭碗——在这一点上，我深感惭愧。

鲁迅先生在出离了愤怒之前，与其说是战士，倒不如说是斗士。他的敌人中，有敌人，有朋友，更有自己的亲兄弟。那段时间的鲁迅先生，在写作上是位坚定甚至绝对的实用主义者，他号召所有文人都拿起手中的笔写白话文，写战斗檄文，攻击反动派和反动文人。谁要不这么干，他就斗谁，斗倒斗臭。对于这个问题，我发表些许反动观点：

大家都是文人，都在一个圈子里混饭吃，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何必搞得这么剑拔弩张？且不论斗争性是否是白话文的唯一属性，您早年也写过《社戏》与《百草堂和三味书屋》，这些文字我都学过，也不见其中有甚斗争性罢？鲁迅先生有闻，定会勃然反驳：“混账！谁让他们早年不写这些唧唧歪歪，污七八糟的玩意儿？非到这国倾家圮，民族存亡的当口来写？不许写！谁写我斗谁！老子一个也不饶恕！”如果他这样说，我肯定只能唯唯诺诺，应答不迭，我是有些惧怕鲁迅先生的，怕他把我心里种种见不得人的劣根性抽出来现世，那可就惭愧得紧了。但我又不保证心里没有点杂念：文学创作本就是凭作者自己意愿自由发挥的嘛，与您的杂文比，林语堂先生和您兄弟周作人先生的小品文就不见得低劣了，尺有所短尺有所长嘛。都是这个圈子里的，还是各自留点面子嘛。可这终究只是我的一点私念，其实结果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到底还是没给他们留点面子，到底还是一概批倒了，一个也没饶恕。前几年，鲁迅先生更是被读者们评为二十世纪中国百大家之首，这没什么说的，让我选，他老人家也还是排在第一位。不过他老人家若看到排在他身后的全是他的老朋友老敌人的话，也会很高兴吧。

再说林语堂先生，我觉得他是一位极致潇洒的古式文人。曾经学过他的《秋天的况味》一文，写得极美。在我看来，如果说鲁迅先生是为革命作文，那么林语堂先生则是为自己作文，二者最多只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艺术成就上实在不分轩轾。当然，由于当局的需要，林语堂先生所信奉“性灵、幽默、闲适”的写作宗旨，在当时是饱受争议的。所以，当鲁迅先生也向他开炮时，他心里应该是极苦的，他不寄望朋友的理解，也不愿跟朋友对着干，更不愿为了谁而改变自己——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改变写作内核主题风格，就跟改变自己的志向情趣差不甚远了。他只能钻进自己的小世界里，不复出焉。

然而，当鲁迅先生辞世，他依然悲痛万分，扼腕叹息，一唱三叹写下《鲁迅之死》来悼念自己的朋友——尽管对方早已抛弃自己，可自己却从未抛弃他。在我眼中，能与林语堂先生这篇悼文相提并论的，只有清代袁枚所撰《祭妹文》和吴晓东、谢凌岚所撰《诗人之死》（为悼念诗人海子而作，载于长江文艺出版社《海子作品精选》）。自己写书，也不怕被骂凑字数，不敢怠慢，现将《鲁迅之死》全文摘抄于下：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n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暝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唯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言所为之万一。孔子喋喋千万言，所传亦不过《论语》二三万言而已。始皇并六国，统天下，焚书坑儒，筑长城，造阿房，登泰山，游会稽，问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创万世之业，流传千古。然帝王之业中堕，长生之乐不到，阿房焚于楚汉，金人毁于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长城旧规而已。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

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世间》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愿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廿六年十一月廿二于纽约。

 

且不此文后三段刻画鲁迅先生斗士形象之力透纸背，畅快淋漓，单是“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几句就让人击节赞叹！好一句“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丈夫豪气干云，肝胆相照，正应如此！斯人已去，徒然神往，若死后幸得与鲁、林两位先生相识，大饮其酒，生啖狗肉，岂不快活也哉！！！

这就是鲁迅先生和林语堂先生的大情怀。他们的情怀，体现在他们二人的行动力上，体现在他们对自己理想信念的坚持和践行上。鲁迅先生不念朋友“私情”，一个也不饶恕，是为了革命之成功，其他都可以不要；林语堂先生偏偏“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不知党见为何物”，为了自己“性灵、幽默、闲适”的信念，也不强求。他们的情怀一个如火般刚烈热辣，一个如水般恬静闲适，水火虽不相容，却一个越烧越旺，一个愈流愈清，各有各的精彩。

 

四、结语

写完这篇东西，总算是有始有终，没白读《苏东坡传》。蓦地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他老人家说的是革命，若牵强附会到写作上，可以理解为，当偶尔有一个念头闪现时，觉得这东西很大，可以铺展为一篇文章，没个八千一万字说不清楚；可是真正落笔了，大部分的笔墨都是耗在了一些野史轶事或是作者自己的瞎掰里头，真正于说理一道着墨甚少。就拿本文来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坚持并践行自我信念的行动力是一种情怀”，不过短短十八字就可了解，这甚至都还算不上道理，只是一句大白话。但是我写得又臭又长，还颇不要脸地摘了林语堂先生的祭文来充数，倘若同时摘来《祭妹文》和《诗人之死》，这篇东西就该写成小说的篇幅了。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挺无聊的。不过我今天总算有点小收获，就是没在文章里骂人。每写点东西就有点收获，也算是没白写了罢。

是为桃林三纪。零八年拾壹月伍日午夜于桃林居。

在这张报纸得以付梓之前，我们在讨论时给它定下了这样一个基调：我们所要记录的心路历程、喜怒哀乐，须得来自一颗视兴趣爱好为兴趣爱好本身，而非生活之全部的心灵。换言之，我们要做的是一张理智的报纸，传播的是一种理智的声音，体现的是一种理智的思考。而笔者认为，理智地区分兴趣爱好和理想信仰，便是理智的其中一种。我们不希望为受众讲述为梦想而放弃生活的决绝故事，那是对生活本身的不尊重。所以，这里没有所谓的“文青”和“愤青”，而自诩为“文青”和“愤青”的朋友，可以把报纸放下了。

我们的采访对象，各有各的喜好：糖果是搞音乐的；兔子是搞摄影的；可乐是位sneaker；王牧之爱好广泛，尤好实行自己爱好的“制度化和实体化”；而笔者本身，又是搞文学创作的。我们这些人各有各的兴趣指向，各有各的造诣成就，若作为硬从各自语境中抽离的个体凑到一起，自说自话必然无甚共同语言。但我们最大的共通之处，就是我们对待兴趣爱好本身的态度：兴趣爱好来自于生活，终须服从于生活，不能等同于生活，更不能悖逆于生活。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目前阶段，我们的第一角色依然是在校学生，既然当初选择了继续读书，那么主业依然还是学习，所以兴趣爱好只能停步于兴趣爱好。若似传统意义上的“文艺青年”般将正常生活作为燃烧所谓“理想”之火的柴禾的话，最终只能玩火自焚。

但是，有朝一日结束了目前的学生生活，面临再一次选择机会时，兴趣爱好就有可能跃居为主业，成为事业——如果包括我在内的这些受访者届时有能力有决心的话——人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从事自己所钟爱的事业。但真正做到的，为数不多。笔者将来若能靠写书养活自己，也必将感到无比的幸福。

所以，当我作为记者的身份，面对着不同受访者所流露出的理智态度时，感到巨大的欣慰和鼓舞。梦想，常常成为人们口中蒙蔽自己和逃避现实的借口，而勇敢地用理智驾驭自己的兴趣爱好，是种勇敢的体现。所以，当我在接受同事采访时，我并不掩饰自己的功利：写书，最现实的功用就是作为找工作的筹码。我想，抛开道义、信仰，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吧。

我曾经谈及，一个人理想的生活状态，无非就是八个字：衣食无忧，精神充实。这世界上最完美的事业，就是一方面给你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充实你的精神世界——简言之，就是既能填饱肚子，穿暖身子，又能塞满脑子。但是，这样完美的事业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上都是不存在的——理智的态度就是，一方面降低标准，并一方面舍弃其一。在衣食无忧的时候，不要奢求从事业中获取所有的精神愉悦；在从事自己真心喜爱的事业并满心愉悦时，也不要做梦干这个就能穿金戴银。人就是在不满足中，一步一步创造着更美好的世界。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爱好是事业的开端，但爱好不一定能最终发展为事业。若一个人有幸能一生从事自己爱好的工作，自是怡然自得；若最终为生计所迫干起了其他工作，这爱好也终究在人生中留下了自己的脚印。所以，喜欢就喜欢，喜欢就放手去做，别管以后将来如何，先享受够兴趣爱好带来的纯粹的快乐。但是，前提是理智。若有人爱好恋爱，那么我觉得恋爱也该如此。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故而天大地大，莫如酒大。喝了这碗，再说其他。

若爱好如美酒，我等当应如此。

报纸大功告成，撷取一二，以示happy。

 

对兔子的采访，是与采访糖果一起进行的。他是糖果的经纪人。据说，糖果是在第一位经纪人将要毕业时过继到兔子旗下的——当然了，兔子旗下还有没有其他艺人就不清楚了。在采访中，他与糖果彼此之间流露出无比的默契与信任很让人感动。一方面，兔子尽他所能地在糖果的音乐事业上提供帮助——词曲创作全交由糖果自己负责，但从专辑的制作、发行到拍摄宣传照再到网络造势，他一手包办。他精心地挑选和耐心地应付众多慕名而来的商家，安排他认为最合适的商演。他就像是层糖纸，尽心尽力地保持着糖果与外部世界的适当距离。这个时候，兔子是个称职的经纪人。另一方面，糖果对兔子又相当甚至绝对的信任，甚至是依赖。她知道，有了兔子这个经纪人，她只需要打理好自己的生活，做好她自己的音乐。在这个时候，他又是糖果忠实的朋友。

而糖果的经纪人，只是兔子的第二身份。他的第一身份，是一位摄影爱好者。这个身份，才是他接受我们采访时的真实身份。

欣赏过兔子的摄影作品，我认为兔子和糖果的经纪和朋友关系并非偶然。因为她的歌，他的相片，甚至他们俩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质，都透着浓郁的校园气息。这绝不是因为他们都还是在校学生——笔者也是学生，但在我身上就绝不会有这种气质。（当然了，即使我有这种气质，也不会唱歌和摄影啊。笔者注。）兔子拍摄的人相，都干净得不含一丝杂质，像一泓清潭般晶莹剔透，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泄落。而他的model又一水儿的健康甜美，自有一副恬静的美感——我不是存心拿兔子的作品跟那些非主流照片比较，所以兔子千万别跟我急——跟我印象中的艺术青年的作品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兔子所展示的作品中，有一幅和一个系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幅是他将相机放在地上拍到的草地上的几簇鲜红的野花，点缀在碧绿的草地上，娇艳欲滴。他说这是一个垃圾场附近唯一的一抹亮色，他忍住恶臭（注：这就是创作的代价啊。）仔细选择角度，终于将肮脏与无序排除在了镜头之外，用焦点留住了这方美丽的所在。我从其中看到了兔子作为一个资深摄影爱好者的境界——不仅是用镜头去框住整体美丽中的局部，更要用对美的直觉，从整体的丑陋中，聚焦局部的美丽。

而另一系列的作品，兔子将其命名为《漂浮的青春》。每幅照片都是安静的场景，安静的天空，安静的人安静地悬浮在空中。画面依然很干净纯粹，但是通通被赋予了飞翔的动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人感到，确实有那么一股想飞的冲劲，生长在安静的画面中，让这寂静而平面的照片一下子跳跃并立体起来。我想，这也是兔子独到的地方——反其道而行之，于无声处听惊雷。抑或，青春本身，就该这么生长。

当被问及自己作品的理想标准时，兔子回答道：“图片长出利齿，一下把人抓住”。他的作品的确做到了——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极具心灵冲击力。他以此来提醒人们，即使是温文驯顺的兔子，也有着锋利的兔牙——他的镜头、他对摄影艺术的理解和野心。

 

罗驭空

《桃林纪》，会是我写作以来最认真，最沉重，也最困难的创作。如果这些文字幸能得以结集付梓，当以之命名。它们，关于孤独，关于写作，关于电影，关于我所关心、用心和倾心的种种。我尽力使它们在主题和脉络上清晰和连贯。读懂他们，就是读懂自己。成全它们，也是成全我自己。而《桃林纪》的第一纪，便是关于我的写作。这也许是我有限的写作经历中，最真诚的一次。毕竟，我所要写的，就是我将来的饭碗。

 

 

在中国传统文人眼里，红袖添香暖朱阁，对酒当歌诗百篇当是最完美的生活。在才子佳人的二元关系里，佳人给才子带来的愉悦恐不亚于歌诗词作。我也曾梦想着能有这样的愉悦。无奈近年来爱情给我的快乐每况愈下，直至如今完全为零。我只好把过剩的情感都诉诸笔端，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写作对我的重要性。

如今，孤独充斥着我的精神。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而这可耻的孤独似乎正成为我生活的主题，进而成为我思考的方式。寡淡的生活让我和孤独结为不言不语却不离不弃的朋友，这是一种何等无助的默契。我沉沦在这胶着的默契里，惊惧并憎恨着这孤独，却不知如何摆脱。这也许是因为如今的生活并不由我掌控，也许是我对生活想象太过美好，抑或是我就不了解生活。我只是单纯地感觉到，孤独正缠绕着我，让我不得轻松。而我的写作，是处容我暂时逃离孤独，获得短暂精神安宁的所在。我以为的文字，才是我真正的朋友。

我的精神是孤独的，可偏偏我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和心灵的自由。对某些人而言，孤独正是自由飞翔的苍穹，而我偏偏被孤独牢牢拴住。当这孤独和内心的渴望激烈碰撞成不可调和的矛盾，我选择了逃避，这逃避的方式便是将之诗化，强迫自己忍耐并享受这孤独，以此来麻痹自己，陶醉在自我虚化的梦幻中。而践行这个诗化的具体过程，便是通过写作。每当感到孤独，我便用文字来排解。王小波说过一句话，“一个人仅拥有此生是不够的，他还应拥有诗意的世界”。我的诗意的世界，便是凌于在我的文字之上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靠它成功躲过了孤独的来袭，换得了短暂的慰藉。却不曾想到，其实心灵的自由，必以精神的充实和富足为基础。我所信仰的自由之由来，必是以智力的成熟、理性的建立和理想的实现为基础。这些东西，是写作中的孤芳自赏、自我陶醉所不能给予的。实际上，我所珍视的写作，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排解孤独的工具。在这个问题上的觉醒和随之而来的困惑，迫使我暂时放弃了写作，让自己好好想想清楚。我在等待一个契机。

而这个契机在不久前出现了。在一堂课上（我忘了什么课），一位老师（姓甚名谁也忘了）提点道：大学生活四年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让个体完成其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和对自我的种种观点见解体系化的过程。这句话将我点醒——其实写作，本身就是一个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进而认识自己的过程。而从现在起，我的写作都要服从于我内心这个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写作与个体生命的关系，前者之于后者的意义，只有放在人生长度和思维深度的纵深当中，才能得以体现。我整理了一下思路，在下面详细论述。

我认为，在谈及写作之前，必须先弄清人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认识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写作中最根本的问题。在我看来，任何人（也许只有我自己）对这个社会和世界的认识，其实都经过了内心的映射过程。换言之，我们所认识的，不过是内心湖面上飘荡的涟漪。当内心带着种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坚守的观点主张和多变的心情思绪去反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必然是失真的。更为重要的是，从理性角度来讲，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两个过程是同步互逆的；所有的偏差、错误也都是在两个同步过程中进行修正的。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所以，从不严格的角度来讲，两个过程的进度在一定范围内显得相对同步。但是，我却坚持认为，相对深入地认识自我，是相对正确地认识外部世界的前提条件，而对外部世界的深入接触，并不一定就对清晰认识自我起到多大的作用，人对外部世界种种现象的观察和对本质的挖掘都是以对自我不断深入了解把握为基础的。这也是为什么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这是由不同人的各异自我认知投射出来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个体的内心本质上就是外部世界的精神反映，但这就忽略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而我认为，内心自我的崛起，正是写作成功的根本。

在我明确了认识自我对于认识世界的基础地位之后，一个不可调和平复的矛盾随之而来，即认识自我实在是这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人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了解自己，甚至有时进一步的自我认知都还要仰仗外部因素的作用。相较之下，认识世界显然简单得多，说不定我在这儿坚持认识自我是认识世界的基础，但实际上却颠倒行之。所幸，人多少总归要服从于理性的约束，这倒也不是什么很大的烦恼。

毫无疑问，写作源于生活。但这世上绝大多数的文字，都止于生活。上文提到，写作成功的根本，在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这就意味着，成功的写作必然要在写作者的生活经历基础上，经过思想道德、政治主张、逻辑推理、爱厌喜恶等主观因素的掺入，加以艺术加工得以成形，最终的目的是超越生活。至于生活与超越生活的区别，就在于是否突出“自我”的存在——即自我观点的表达、主张的陈述，并引人共鸣，不管赞同抑或反对。就我个人的写作而言，我的追求依然是向王小波先生学习，努力超越平凡孤独生活，找寻自己诗意的世界。我崇尚自由、理性与宽容，反对一切专横武断、头脑发热和锱铢必较。我要争取在作文和做人上都能有智、有性、有趣，我讨厌剥夺自由的强权，讨厌无限的上纲上线，讨厌做墙头草，讨厌人云亦云，我珍视一切理性的有价值的不同的声音。我坚信这对我自己的写作和他人都是有好处的。

写作要超越生活，在另一层面上，也意味着写作不是单纯地反映生活，而是自主的创造生活。我坚信生活的丰富中，总有值得人们注意和思考的所在。任何阅读对象不限于作者自己的文学作品，其创作目的必然是引得读者的共鸣，进而接受自己的见解主张。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作品就一定得“有意义”、“高格调”。在走过应试作文的僵化年代，进入自由创作的时期，有趣、有观点便是我的主张。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生活，认真思考，认真写作。

写作要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个距离的把握在于怀疑。既不至于远得面目不清，也不能近到被其左右。对历史和政治，我们有记录的责任，却没有相信的义务。其实我的主张是尽量远离政治，我反对“学而优则仕”，惧怕政治中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我最心仪的人物，是目无礼法，毫无虚掩，非汤武、薄周孔，对酒当歌的竹林七贤，虽身处乱世但洁身自好，不问世事，与书画为伴，共诗酒为侪。皓月当空，竹影斑驳，手挥五弦，目送飞鸿，那是何等潇洒！人生的价值，并不一定要用政治成就来丈量，自己便是自己的见证。

说到上文提及的个人体系的建立，写作是最好的方式。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拷问自我、认识自我、批判自我的过程。许多偏差和误解是在此过程中得到拨正，许多见解和主张也在此刻得到宣扬，许多困扰和烦恼亦或随之消散，这都是自己与自己交流过程中的收获。而且，写作在构建自我健全人格和认知体系中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写作者自己能在这个渐进过程中把握一个度，什么问题必须立刻解决，什么问题又能暂放一放，都能自己权衡，从而避免从其他渠道无意中或强迫下获取这些答案时的不必要困扰。而且，在写作中建立起了自己的体系，若有机会与其他同道中人进行交流，收获碰撞中的火花，这又是件多么奇妙而愉悦的事情！

最后，我认为在写作中需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不要随意地攻击和伤害别人，即使有分歧也尽量控制在为文一道范围内解决，切忌谩骂、影射和乱扣政治大帽。真碰上不要脸的，还是得先忍。但要实在忍不住，那也就骂吧。

 

以上便是我目前阶段的写作感受。在那个大师的年代，萧伯纳曾经有言：每当我拿起笔，就想到了自己的读者。而中国受众们的传统阅读思维是：每当我捧起书，我就想受教育。我本非好为人师之徒，但我的文字倘若能有些许作用，我希望它是教会它的读者们如何辨别是非，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啦。是非不分的人，我是瞄都懒得瞄一眼。

是为桃林一纪。零八年拾月陆日于桃林居。

    一

    以前，我是很欣赏校内的。在这里，可以把十年未见的老同学老朋友从网路上刨出来；可以由好友的页面打开一素未谋面的漂亮MM的页面去GGYY；可以便利地YY别人发的美女图；也可以快捷地对别人的日志指手画脚。总的来说，它给我和我的朋友之间、我和我身处的舆论环境之间构建起了一种更为紧密和高效的传播桥梁，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奇妙体验。这让我很喜欢弄它。

    可是，近一段时间以来，我是越来越怕上校内了。因为如今每次浏览校内都像是惊心动魄的历险。如今校内上存在着两种人气帖——一种是内容无碍，本身写得好被很多人分享，无需赘言；而另一种便是顶风作案的揭露河蟹黑幕，破坏河蟹局面的高危帖。因为后者本身客观存在的极强时效性和致命吸引力，我在选择阅读时肯定就会优先选择高危帖。虽然此类帖子在所谓“网特”的围追堵截之下，本身进化得很迅速和完善，谐音、省略、用典等多种修辞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充满隐蔽性和迷惑性，更添阅读乐趣，但毕竟是面临着发帖即遭删帖的高危作品——可谓命悬一线，稍纵即逝——让你不得不抓紧其遭河蟹之前赶紧阅而快之。再者，这种东西在我等升斗小民读来，心理上与太监半夜趴在王妃榻下偷听皇帝与之云雨类似——是种被剥夺权利之后过干瘾的窥视。无疑，阅读这样的帖子是多么刺激的事情——但其实吧，每篇帖子都会留下浏览者的记录，所以这种窥视实际上是掩耳盗铃。也就是说，如果真要被网特们河蟹，我们这些常常历险着的人最终都要被拎着耳朵乖乖把铃还回去。

    诚然，读的时候很爽，读完之后写评论的时候就犯难了——这类帖子是把双刃剑，其一劈开了表象与实质的盘剥，暴露出一些我们平素未见的真相供人蠡测，这是爽的一面；而另一则劈开了对此帖或是此帖中涉及事件人物乃至真相实情持着对立观点的人们之间的界限，这就是犯难的一面。

    就我自己来讲，在阅读上，我当然愿意与普通看客拉开距离，锐意于标新领异，甚至来点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在政治上，我又是个喜欢站在黑白夹杂地带的“灰派”，更多时间情愿抛弃政治立场抱着娱乐的态度来解构某事件，既不愿毫无主见地轻易附和，更不愿言辞尖锐地全盘否定。能让我读完之后不抱着任何意识形态色彩，仅仅在人情文理领域略言一二的帖子我最喜欢了。但问题就在于，高危帖们全是高政治批判性的文字，且作者们在文中的政治立场分外鲜明，在看客们石破天惊的阅读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划下界限，自然分割为两派。等你通篇读完，将页面自然地拉到评论板块，这界限就水到渠成了——都读完了，同意作者，或是反对作者，总得闹一句吧。正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什么都不说就咔嚓关掉，实在对不起人家顶风作案所冒的高风险和创作激情。但我不懂政治啊，深怕一言不慎，惹祸上身。再读在我之前的一干看客们的评论，更是充满了革命年代的斗争气息。这么一来，我甚为惊惧，只能灰溜溜地关掉页面了事。这情形，颇像“文化革命”中人们贴出大字报，其他看客们囫囵读完便操起刀枪棍棒去扣帽子，划右派，搞批斗，而我则是那个胆小怕事，从人群中偷偷溜掉的小卒。

    所以我在开篇会说，我现在怕上校内，害怕再去读那些高危帖子——我是个言论跌宕环境里的怕死鬼。那里的是非过错太过泾渭分明和专横武断。我怕自己不辨是非而傻掉，但更怕自己因为胡乱辨别是非而挂掉。

    二

    如今，这类激烈、坚硬的言语之争正疯狂侵蚀着我们的舆论语境。它就像一阵阴风，刮过原本鲜活的花园，刮倒丛丛明艳的花朵，挂起蓬蓬锐利的荆棘，不管鲜花和荆棘谁最终将完全占领这方花园，这争斗本身正深深刺痛它们脚下的土地。当然，没有人会否认荆棘本身生存的权利，也不能阻止荆棘与鲜花之间的斗争，但我们可以为缓和荆棘与鲜花之间的矛盾，维持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让荆棘给鲜花留下足够的生存空间而不懈努力。因为，卧满了荆棘的土地，无论如何是不会再给鲜花以生存的养分，但这座花园始终是需要鲜花来点缀的。只爬满荆棘的所在，是硬邦邦的荒漠。

    有时，我就茫然地盯着屏幕上这些张牙舞爪的言论默默地想，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已经荒诞、冷酷到了何种地步，直至成为了众多有志青年心目中的反面模型，需要用如此的语言暴力进行抵抗？这些激烈的言论，它们的箭头所向，是否就是他们所追求的“民主”、“自由”之所在？

    在彩色电视机还大行其道的年代，罗大佑在《现象七十二变》里唱道：彩色的电视变得更加花俏，能辨别黑白的人却越来越少。现如今，我们只看见女孩们的裙裾正向电视机的轻薄化发展，却看不见人们的脑袋向电视机的高兼容进步。自私、狭隘、封闭、自得、无病呻吟渐渐成为审美的主流。一个正逐渐走向民主自由法律化和制度化的世界，正一点点地在贫富分化和知识爆炸的拉锯中戏剧化地荒诞起来。

    上个月，爆出李亚鹏在机场猛K香港记者的新闻，让我不禁暗暗提点自己，记者站在娱乐明星的对立面真是危险；可不久之前，又有北京警察被香港记者踢爆下体的新闻见报，又似乎表明其实站在记者的对面才最危险。近一两年来，不停有韩国人跳出来说端午节是他们创的，熊猫是他们造的，释迦牟尼是从朝鲜半岛跋涉到印度洋的，甚至孙文先生也是啃着高丽棒子长大的，这深深刺痛了广大炎黄子孙的天朝上国自尊心，于是群起而考之，直至证出新当选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系出中国河南。可前几天，又有中国媒体出来辟谣说这全是国内媒介编造的谣言——真不知道该信谁。昨天，电视新闻中还说，英国已经向某科研机构颁发了人猪杂交胚胎的生产许可证。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可看见后蹄直立，柱鼻扇耳的"Pigman"横空出世了。不知道他会不会因为猪这一动物惨遭人类屠戮的源远历史而发动一场革命，把整个食物链颠倒过来。

    这样的故事正在我们身边一天一天地上演着，一步一步地考验着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我们没法完全忽略它们，因为它们毕竟不是戏剧。可以它们的真实，又残酷得得太假。于是乎，我们自动地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怀疑派；一类是解构派——我并不是个左派，可今天也来干干这扣帽子的事儿。

    前者基本上是热血青年和理想主义者，比较有好奇心和求知欲，还带点责任感和使命感，情不自禁去怀疑，去给自己一个假设：这些纷乱表象的背后，是否有一双手在操纵着，是否存在着什么交易？是否有内情？是否有黑幕？……而怀疑派的必然下场就是愤青。

    后者总体上是游手好闲、不学无术、嬉皮笑脸、意志消磨的，擅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换言之像我这样的人。有好奇心无求知欲，无责任感和使命感，长于自我麻痹，富自嘲精神，在种种纷乱的社会现象面前也感到迷惑和不解，但更多的是解嘲而不是揭短：

    ——靠！还有这种事（人）！

    ——挖日，这不是搞我笑么！

    ——哎，这骂的不就是我这种人么？

    ——嗨！不就是这么个事儿嘛！靠！还以为有多严重。

    据我所知，怀疑派们都是些辩才无碍的家伙。他们长于与人争论，争论一些关于标准、范围和界限的概念，争论一些言语中的晦涩含义、是否暗有所指。同时，又患有严重的考据癖，常常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地考据着那些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他们乐于浏览那些被当局封锁的网站，乐于转帖那些被当局禁止的言论，擅长于分割关键词以逃过网特的屏蔽，擅长于针砭时弊、对当前政治态势指手画脚。我自认为也算是个口齿伶俐的家伙，可在他们的文不加点、口若悬河面前，我也只能算是个假货。而他们种种言论的中心论题，便是民主与自由。准确地说，是被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局势和种种政策方针打压着的话语，被钳制着的政治民主和言论自由。

    平心而论，我对他们本是发自心底的钦佩有加。第一；他们有文才，能够写出很好的文章，很好读；第二，他们有勇气，有胆子写这样的高危言论，很刺激，换了我可不敢这么干；第三，因为我也是个崇尚民主与自由的人，读了他们的东西，得到了一些共鸣。因此，我由衷地钦佩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们犯了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很严重，我不吐不快。

三

    据我所知，校内上这群怀疑派们，都是些出国留学的孩子们。如果说出国之后，在地铁上看到鬼佬们都在读报纸，而不是像在国人们抠脚丫子；在旅游景点里看到鬼佬们拾起地上的垃圾，而不是像国人们刻刻画画“XXX到此一游”，在美术馆鬼佬们看到一幅画就脱口而出“梵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而不是像国人们首先冲上去看标价……在社会公德这些具备可比性和可提升性的领域，不无痛心地感慨一下，我觉得尚且情有可原，而且还可能下下决心，今后绝不乱抠乱写乱画乱看，争取向西方人民看齐。但是，搞自由民主就跟搞社会公德差远了。

前言

    把它放上来，是因为我把它当作我很严肃的创作，而不仅仅是应付老师换取学分的工具。

    我希望这篇东西，能给你们观点，给你们思考，也给你们共鸣。

    当然了，这些与阅读的快乐并不矛盾。我觉得读我东西的人都应该是宽容，理性，有情趣，有思考的人。我们都信奉精神的自由和思考的独立。

    而它，应该能给你们同样的感受。

    真不知道，到时候老师看到我这篇实践报告会作何感想。

 

 

第一章  伟大的工作

    伟人总是诞生于伟大的工作，换句话说，伟大的工作也总能造就伟大的人物。不信看看我国历次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伟大革命家、思想家和文学家——繁殖效率比和平年代高多了。所以，革命工作堪称世上最盛产伟大的工作啦。我这人就有点“伟大情结”，总想搞点惊天动地的革命，一不小心搞个伟人当当。但是，即使人人都有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吃枪子儿的伟大勇气，也不是人人都有成功爬上革命金字塔的顶端的伟大运气，从而去领导革命、击败敌人，进而把敌人的脑袋别在自己的裤腰带上成为伟大人物的。所以，伟人总是人民中的极少数，而能坐上高位的伟人自是有其过人的才干。当然啦，伟人坐上伟大的位子，总要安抚一下其他没能抢得过他的其余伟人，拉拢一下距离高位更远的文人能人奇人，强化一下劳苦大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于是乎，伟人告诉老百姓，“伟大革命工作不分高低贵贱”“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要知道，革命工作向来以工作目标明确但层次复杂著称：比如，解放战争的首要目标是打倒反动派，但到了分享革命胜利果实时就有人分到大的有人分到小的了，谁也不能保证分到小的那人没意见；再比如，“文化革命”时要打倒“司令部”，可司令还没揪出来，好多跟司令没关的老百姓却被打成了走资派，是谁打倒了这些无辜百姓也存有疑问。我想，伟大的工作，到最后怎么也不会落得破坏革命群众内部团结和“越穷越光荣”大家没饭吃的下场。所以，这些高大全的革命教化,我大多是不信的。这类工作的伟大性质和伟大程度在我眼里，也很可疑。那么，什么才是伟大的工作呢？

    我是烟酒生，吸烟活肺，喝酒清肠。所以我过得上下通畅，神清气爽。

    每天一包烟，赛过活神仙；没事抿一口，活到九十九。

    依我看，这世上有三类人：

    一类，是会烟会酒的俗人；

    一类，是会烟不会酒或是会酒不会烟的雅人；

    还有一类，便是烟酒不沾的圣人。

    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一样，在喝醉之后把它的顺序颠倒过来。

    于是乎，这三类人又在我眼里按可塑性排列如下：

    第一类，是同道中人；

    第二类，是可造之材；

    第三类中，意志不坚者，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人民群众；心志坚定者，是冥顽不灵的硬骨头。

    同志们啊，按我的标准，各自开展自我批判大会吧。

    姐姐我会志玲去了。

    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做人做事都特光明磊落的人。有道是“明人不做暗事”，表里不一、口蜜腹剑甚至背后捅刀这种卑鄙行径，我是断然不屑的。有人说这是燕赵古风，哎呀，哪里哪里，不敢当，不敢当。

    打个比方，我要是让谁给得罪了，这口气我吞下了，我就不鸟你；吞不下，我就要抽你。这就是光明磊落的做法。你甚至可以在《水浒传》里找到人物原型——前者是豹子头，后者是黑旋风。

    当然，还有第二类光明磊落，就是不吞径直开抽。相比之下，我这先吞直到吞不下再抽的涵养，实属难得啦。

    而阴险的小人，绝不信奉“今日事今日毕”的传统美德，而是一概忍气吞声、忍辱负重——而且绝没有忍无可忍的临界点——直到他认定时候到了狠狠绊你一跤，怡然欣赏你狗吃屎时的狼狈不堪。而这之后，你就别想再有出头之日，就等着慢慢在不断的粪包满嘴中品尝他给的苦头吧。最惨的是那些过于急公好义的大君子，不经意间惹了小人的嫉恨，到死都没弄明白自己为啥被臭粪撑死。

    所以，君子碰上小人是很凄惨的。那真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只有挨整的份。因为小人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君子们阳春白雪的价值体系和言语系统在那些源源不断的道义高帽和防不胜防的含沙射影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而话说回来，小人们也怕，怕的是更不要脸的泼皮和更没有品位的流氓。就好比穿鞋的怕光脚的，光脚的怕地上的碎石瓦砾。小人打倒君子尚需找些上得了台面的言辞掐住君子们矜贵的喉咙；泼皮流氓整小人那就是直接摁地上一顿海扁了，也让小人在头晕目眩、血肉模糊中尝尝有苦道不出的滋味儿。

    小人这东西，在余秋雨先生的《霜冷长河》一书中论述得非常系统而明晰，我这只是班门弄斧了一回。

    而说到君子怕小人，泼皮治小人，并不是说小人就一定是君子的救星，两者之间其实并无必然的联系。就好比我罗驭空王婆卖瓜地自夸有燕赵古风，并不代表我就有着路见不平的高深武艺和仗义疏财的殷实家底。恰恰相反，我是一手无缚鸡之力且穷得叮当响的文弱书生。因此，这样的一一对应关系割裂开来都成立，合起来却不一定合理。当然，我只是看到了一件恰好撮合了它们之间对应关系的事，所以才会写这篇文章，顺带不要脸地洋洋自得一把。

    而我说这件事，便是《奋斗》编剧石康在博客中开骂直到和“金婚迷”“突击迷”对骂一事。

    孟子曾经曰过，“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虽然我对他很多玷污男女纯洁关系的言论心怀不忿，但他这句话我确是双手赞成的。这是说，人生在世要守规矩，不能任你乱来（他老人家也许是特指男女关系）——就好要遵循既定的游戏规则，一个游戏才能玩起来，虽然这游戏规则可能会在游戏进行中途更动。而破坏规矩的人，注定是要受到惩罚的。

    《奋斗》编剧石康，就是这样一个破坏游戏规则的人。不清楚事件经过的读者，请见下文故事：

    这天，一年一度的“上海电视节擂台比武系列大赛”如期举行。在其中一场“最佳编剧”比武较量中，分别练就《金婚》剑法的XXX（1）、《士兵突击》刀法的XXX（2）和《奋斗》掌的石康在擂台上来了一场大乱斗（请原谅我不记得另外两部剧集的编剧名字），端的是昏天黑地、飞沙走石、风云变色、鬼哭狼嚎。最终，XXX（2）技高一筹，脱颖而出，摘得桂冠，睥睨天下；而XXX（1）剑锋折断，石康更是虎口俱裂，双双败下阵来，黯然而去。

    按理说，一场擂台赛下来，既然高下已分，名次排定，各路高手赢的赢得光彩，输的输得也算体面，大家本着切磋技艺，交流成果的目的，参加了这场大Party也算是功德圆满了。而且输家回去之后闭门苦练，总还有问鼎榜首的机会。这也是符合游戏规则公平、正义内核的。可偏偏就有那些输了不服气的人儿。不服气你就憋着呗，憋到技压群雄那天狠狠出一口气岂不快哉。可石康这主儿回家之后大放厥词，这就做得不地道了。

    你看，人家《金婚》的编剧输了之后屁都没放一个，回家之后是闭关捣鼓《钻石婚》呢还是趴媳妇儿怀里哭呢我们看不到，可至少夕阳下那个离去的背影还是很潇洒落拓的。而石康呢，不知是壮志未酬的激愤，还是被潜规则了（反正换我是绝对不会潜规则他的）的愤懑，回家后文思泉涌，奋笔疾书，愣是仿人家的获奖感言整出个《未获奖感言》大字报，而且一整就是一个系列，在文中一面顾影自怜，一面针砭时弊，更一面洗涮《士兵突击》和《金婚》，大有变武斗为文斗的架势。这样一来，金婚迷和突击迷当然也就不干了（当然还包括盲目跟风的从众们），就地反击，大有继续变文斗为武斗的趋势。这样一来，石康兄的形象相形之下就有些猥琐而佝偻了。

    上文提到的三部大剧，其实我都没看过，但是鉴于身边很多人都是它们的拥趸，我可以大胆断言它们都不是什么坏的作品——换言之，就是观看它们，不会想反党反社会反科学反人类，反而，能获得各自丰富的关于美的体验。比方说，看了《金婚》，小两口儿不整日掐架了，而是都往怎样携手构建和谐婚姻幸福家庭方向上努力，那么，《金婚》就起到了化解家庭矛盾，提升婚姻美满度的积极作用，我说它是好的；而看了《士兵突击》，大家都本着“不抛弃，不放弃”的许三多精神，大家不再怨天尤人了，而是齐心协力为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搞好人民军队建设事业，起到了稳定社会局面，塑造军队正面形象的效果，我也说它是好的；当然，如果年轻人们看了《奋斗》，能变“毕业即失业”为“毕业即就业”，变“毕业即失恋”为“毕业更热恋”，那么，它就起到了鼓励年轻人积极奋斗，追求美好事业人生的作用，它当然也是好的。哲学大拿罗素先生（他是我的偶像波哥的偶像）也曾经曰过：世界之美，在于其参差多态。对任何事物的评价，都不应本着机械的、唯一的标准去比划。能够看到这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是我们观众的幸事；能跟XXX（1）和XXX（2）这样优秀的对手竞争，我想，也应该是对石康实力的肯定，虽败犹荣啊。反正换了我，我就算输了，也觉得赚到了。可偏偏石康兄是一自尊心特强大、自信心特充足、胜负观念特膨胀的主儿，他输不起，所以要在博客里像小人一样对对手冷嘲热讽，所以也就输得很难看。而我最看不过的，便是这冷嘲热讽。

    讽刺这玩意儿，你得跟直露的谩骂结合起来理解。如果谩骂是长枪大刀，那讽刺便是袖箭飞针。一方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旁门左道；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它是高端技术。不同于长枪大刀的直来直往，一概而论，袖箭飞针的高下之分，就在于你所面对的对手。如果对手是不够档次的小喽啰，旁门左道一下未尝不可，就好比影视剧里头的某些武功不济的正派弟子所说：“跟邪门歪道，不用讲什么江湖道义，大家一起上！”而若你面对的是同一级别甚至水平高过自己的对手，用暗器偷袭就不是正当之举了——倪星就常对李连杰这么干，结果被杰哥结果掉。

    本来石康输掉了最佳编剧奖，并不能说明他的业务水平就一定比另两人低，但他这不带脏字但特难听的讽刺言语一出口，我就立马觉得他跟一骂街的泼妇差不多。而发动自己的“奋斗迷”与“金婚迷”和“突击迷”进行谩骂攻讦，自己再在一旁煽风点火，这就太阴了，十足一小人。连我这么宽容和理性的人都要忍不住骂他：

    无耻之耻，无耻矣！

    再联系到我刚才提到的君子和小人话题，石康是亲手用嘲讽将《金婚》和《突击》的编剧送上了君子高位，自己甘为小人，再去受泼皮和流氓的语言拳脚。这些言语没有道理和逻辑可言，反正怎么猛烈怎么来，怎么过瘾怎么来，很黄很暴力到不忍卒睹——反正我是不上他的博客去挨那些拳脚了。想到石康兄在屏幕面前被揍得鼻青脸肿的熊样，我真想有个摄像头跟他QQ视频然后拍下来再给他P个芙蓉姐姐上去。其实他也真是个傻冒儿，骂上海电视节组委会黑箱操作、潜规则都成啊，哪有直接攻击竞争对手这么没品的，这不存心找抽嘛。

    石康兄同时也忽略了这样一个真理，就是游戏后面是游戏，规则外面还是规则。你不玩正当竞争这个游戏，就得先受违反正当竞争游戏规则的惩罚；你要耍背后来阴的这套，就要付出耍阴招的代价。其实有些话说出来，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头寻求一下安慰就够了，你偏偏要挂上网，你还真以为凭你的语言艺术斗得过网民的铄金众口啊。我不知道出了这么一档子事之后，还有谁会相信一个小人编剧的编故事水平，反正我是不会去看传说中的《奋斗二》了。

    按照我的观点，这世间的智慧之中，没有比明辨是非更基础的啦。是非需要辨别，是因为世间的矛盾并不那么明晰，我们也不是小白兔，每天只做“大灰狼是坏的，胡萝卜是好的”这样简单的二元运算。只有在纷纭庞杂中分清了是非之别，才能在此基础之上去进行更高境界的美学范畴、思辨范畴的价值评价。可大多数人将二者等同起来甚至前后颠倒，要么认为是非就等于有无价值；或是先进行价值评定，才来辨别是非，这下就乱套啦。犯了前者会撒癔症；犯了后者会得迷糊。在明辨了是非的基础上，我们要让自己变得更加宽容，更加理性，并努力让自己的精神更加富足，更加自由。

    其实写这篇文章就只是想要骂骂石康，没其他意思。我是死也不会再上他的博客了。现在那儿正脏着呢，散发着一股牛屎的恶臭味。或许，这就是小人的下场。

    一

    王小波先生真是个天才的异教徒。请原谅我这谄媚的奉承，而且你应该能猜到，这句十分中肯的评价肯定跟我的标题和下文有关。

    俄国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有句经典的论断——“真实就是美”。这句话曾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掐断了18、19世纪之交西方文艺青年扬飞的浪漫情思，转而落地抓紧了贫瘠的土地和逼仄的藩篱，诞生了列夫·托尔斯泰、玛克西姆·高尔基这样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并间接左右了西方现实主义电影的诞生。当然，这句话最近的功绩，据我所知，是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法国新浪潮运动。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就认为伟大的文学就应该是语重心长、佝佝偻偻、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像块浸满了劳动人民血汗的绫布般，把读者勒得透不过起来。而且哪本书越把人压得透不过起来它就越伟大——别误解了，我说的可不是余华。

    直到读王小波，我才知道，这世上的确有一种文学，它有趣而深刻，它飞扬而朴实，它宽广而精辟。他让我领略到一种源自沉重的现实，却又在勇敢的自我嘲讽中超越了现实的平庸和匍匐，达到天马行空境界的诗意。对，就是飞在一个人平凡此生之上的诗意的天空，俯仰可见，但真正触摸到的却不多。他改变了我对文学最基本的价值观，并让我至今受益匪浅。而王小波，恰恰是最反对老车那句话的。他用独属于自己的语言，书写了独属于他的一份浪漫。

    读他的作品之后最直接的后果，就是抱起任何一本所谓的现实主义名著，都会草草了事——看多了会瞌睡，且用王小波的种种情趣来反衬其之无聊乏味。所以现在我索性不看——这种负面情绪的积累叫叛逆，是很危险的。这或许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正朝着小波的方向，变得越来越浪漫。我渴望也能像他一样，触到那片天空。

    就我所见，任何文艺作品有无高下之分或高下几何，就取决于其处理现实与非现实成分（想象、改编、架空、演绎等等）二者关系是否得当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再加工（对于非现实成分便是深加工）功力深浅。而由于受众本身的生活阅历、艺术体验、人生感悟有异，对该作品的认识和评价也自然就不一而足。一个开放民主的舆论环境尤其是文艺语境，是允许这样的百家争鸣的，而且不同的声音也会反过来促进文艺语境的进一步开放和民主，这是一个正反馈的过程。当然，既然意见开放，那么肯定就有作者爱听的和不爱听的。但是只要这些话语是理智的、就事论事的、不带人身攻击的，我们就都应持着欢迎态度。反之，我们要极力反对的，是由事及人的借题发挥、牵强附会的含沙射影、不近道理的胡搅蛮缠。一个脆弱的、建立中的不成熟的文艺语境，是经不起这种无谓的言语内耗的。

二

    不幸的是，上文提到的愚蠢内耗，正不厌其烦地在中国电影语境内重复发生。

    波哥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文化人只分两类，做事的人，和不让人做事的人。我曾经严肃地从排列组合原理角度指出这里还缺了两类人，不做事的人和让人做事的人。后来才知道自己的无知——不做文化人的事，那必定不是文化人啊（是“不是文化人”，非文盲，笔者注）；而让人做事的人，大多都不是文化人。

    而最近随着《功夫熊猫》在成都的暂延上映，就更印证了波哥的精辟。

    坦言之，《功夫熊猫》是部我期待了很久的电影，巴不得它早点在成都上映买票去看而快之。然而，因为一个叫赵半狄的人一条横幅，一句标语，一篇博文便让身处熊猫之乡的我比全国其他的影迷后饱眼福，我没有理由不生他气。然而，听说他是一艺术家，我好像不那么恨他了——是嘛，甭管是什么艺术家，人家至少是有文化的人，在国家广电总局门口公然抵制，多有咱中国传统文人的骨气！于是乎，便抱着好奇心上网查了查他的资料。要是不爆出这事儿，我都无缘得识这么一位艺术家，我庆幸道。

    不看不要紧，刚看第一眼就泄气了——敢情丫不是别的，却是个行为艺术家。

    据我所知，咱们中国传统艺术文化门类里边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吹拉弹唱、金石名玩什么都有，当真包罗万象，浩瀚无边，惟独没有个行为艺术。当然每一门艺术都有着其独具魅力的艺术表现形式，比如书画要用文房四宝，吹拉弹唱要用二胡京鼓，就是通过嘴念出来的诗词歌赋也要最终落实到吟诵念叨上，但这也都仅仅止于形式，真正吸引人、打动人的终究还是形式背后的才与情——寄情于才，以情动人。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艺术土壤里，到目前为止似乎还没结出“行为艺术”的奇异果。于是，我大胆地推测，这行为艺术是所谓的“舶来品”。西方吃素的美女们常常以裸体游行来抗议民众杀生或是穿戴皮草，这才应该是土生土长的行为艺术。

    既然否定了赵半狄的艺术门类非出自本门，那么他自然也就不算是咱中国传统文化人了。于是乎，我又有点恨他了。

    再接着往下看，原来有消息曝出他曾在自己的一场时装秀中恶搞熊猫，而这也成为了网民和媒体指责他无理取闹、自我炒作、哗众取宠的最主要理由——玷污熊猫的元凶跳出来骂别人折了国宝的英名，这不是贼喊捉贼么？搞我笑！

    三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十年前的《花木兰》。

    1998年，当《花木兰》作为当时全球传统动画龙头老大的迪士尼第一部改编自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动画电影横空出世时，中国媒体对此普遍感到既惊且喜，颇有千里马得遇伯乐的欣悦——说是钟期的惺惺相惜都不过分——并大胆预测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伟大祖先们为咱们留下的除《木兰诗》外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学作品必将成为好莱坞影视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宝库，大有眼见你才思枯竭便解囊相助的国际主义精神。在当时那个网络尚不发达，文化环境稍显封闭的年代是多么可贵啊。要搁到现在，准就是一攫取大把美元的好理由。奈何传统文学作品的版权问题无从谈起，自然也就不能给国家创收了。但不管怎么样，在世纪之交时，这件事是大家都拍手叫好的。

    可为什么十年的时间，当好莱坞再一次故技重施，偷师咱们中国传统武术就激起民愤了呢？除去傻逼赵半狄的噪音，其实很多反对的声音都还是不乏思维亮点的，而他们最大的共通之处，就是抵制美国价值观的输入。

    暂且按下“美国价值观”不表，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如果说十年前我们是以低位姿态热烈地欢迎着好莱坞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加工，那么为什么仅仅十年之后我们就有底气与之平起平坐讨价还价乃至居于高位指责对方的胡编乱造、抹黑玷污呢？这种转变合理吗？

    我不想将这个问题上升到社会意识形态高度，如果直接搬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文化侵蚀的论调，也就直接抹杀了讨论这个问题的意义。仅仅将这个态度的转变限定在两国电影工业发展领域和稍大的文化语境来衡量，也许更有意义。

    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好莱坞片场制度便已设立，而在新中国电影事业刚刚起步时，大洋彼岸的电影工业便已在这种制度的不断完善和新制度的陆续出台中慢慢走向成熟。1970年代，我们还在发“文化大革命”的集体癔症，文化事业发展停滞乃至急剧倒退时，好莱坞就已经涌现出了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和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夺宝奇兵》，这也标志着好莱坞以他们两人以及马丁·西科赛斯和弗朗西斯·科波拉为代表的黄金一代横空出世，商业电影完备成熟。两国的电影产业从发展的初期便有着云泥之别。而到改革开放春风吹过，中国电影市场脱离几大传统片场，形成产业概念时，好莱坞已经向全世界输出电影20年了。到有了《花木兰》的90年代末，更是以《泰坦尼克号》让全世界惊骇于电脑特技的魔力。在这个时候去谈文化对位互输，可能连广电总局都觉得可笑。所以，历史和市场、政策和效益的几重劣势乃至空白将中国电影自然地置于极低位，对好莱坞的垂青受宠若惊，喜出望外也就不难理解了。

    而纵观98年至今的十年，中国电影的市场化、商业化、产业化成绩的确喜人，而好莱坞在连年编剧罢工、制片成本增加、盗版的冲击（主要归功于中国）以及03年对伊战争分散了民众注意力，似乎境况是在一年不如一年。但是不是这样，咱们就能跟人家平起平坐乃至叫板了呢？

    近几年可能中国大陆的影迷都觉得咱们大片是越来越多了——以前都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看看成龙大哥的《警察故事》系列，李连杰的功夫片，还有就是冯小刚的贺岁喜剧，而现在几乎全年都能看上国内（包括香港）大导们的巨制了，而且卡司之大，简直令人发指，叫你不得不掏腰包进影院，不然跟人家说起自己是上迅雷下的枪版或是买的盗版碟，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

    从02年到08年，我们粗略算一下，就有以下大片上映：

    《无间道》、《英雄》、《十面埋伏》、《天下无贼》、《夜宴》、《无极》、《如果·爱》、《新警察故事》、《宝贝计划》、《黄金甲》、《投名状》……

    这里列举的只是我个人瞬间有印象的，肯定还有很多至少超过一千万美元的大制作尚未提及。而这些大片的问世，都归功于03年非典后大陆与香港签署并于04年元旦施行的CEPA制度。

    制度的具体内容在此就不贴了（其实具体内容我也不甚，了解），但它以合拍的形式让亚洲金融风暴之后本就每况愈下直至非典后奄奄一息的香港影业打开了垂涎已久却一直不得而入的大陆市场，神奇地扭转了颓势，更逐年恢复元气。所以，这项制度让香港影人们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的感激。

    香港得救了，而大陆也因此获得了足够的明星资源和技术支持，更有借道香江而来的国际资本注入，实乃一举两得的双赢。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由于港资和外资的大量涌入，大陆影业的确从卡司和技术环节获益不少，但是影片上映的票房和周边产品（DVD、纪念品等）的后续分红却因此被瓜分不少。甚至说，从中受益最大的其实是华纳、环球等大国际公司，它们成功地催生了分账大片制度，在广阔的未充分开发的中国市场上挖掘第一桶金。纵观现在市场上的大片，无一不是大美国片场在背后支撑，而且随着如今有限几个大导的胃口越来越大，对国际资本的依赖程度也将会越来越深。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有朝一日国际资本全部撤资（这种情况不是不可能），中国电影市场将会急剧萎缩，甚至更赶不上03年CEPA实施之前。

    说了这么多，我不过是想让那些叫嚣着抵制美国价值观的人明白，经济基础决定了上层建筑，美国价值观的批量输出是以美国影业的雄浑资本和美利坚合众国的超强国力决定了的，再辅之以专业的制作水准和完善的发行制度，才在国际上横行无忌的。想要抵制美国价值观的输入，就得先断绝中国电影产业对国际资本的依赖；想要断绝这种依赖，又是以我们国家对电影产业的大量资金投入以及大量制度的出台和完善为基础的。而因受咱们国家自身财力和社会制度（主要是文化制度）与当代商业电影标准之间本质冲突的限制，这种依赖几乎是注定无法断绝的。而想要让咱们向美国输出咱们的传统文化、孔孟老庄，就先等咱们的电影产业在好莱坞面前挺得直腰板再说吧。

    写到这里，我想那些叫嚣着向大洋彼岸输出文化价值观的人也该能闭嘴了。再说了——不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话说出口，您自己信么？

    反正我不信。

四

    这一部分，是写上一部分按下没表的“美国价值观”。几句话赶紧说完吧，长篇大论又该被骂叛逆反动了。

    所谓“美国价值观”，其实就是“个人英雄主义”。个人英雄主义，不是逞英雄的打肿脸充胖子，而是依靠个人奋斗实现理想，爬到社会食物链的最顶端。这其中也许有受美国英雄主义电影的影响，我的偶像就是阿诺德·施瓦辛格的终结者T-800.

    而这，无疑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精神所反对的。

    按我的理解，我认识的集体主义，虽然不完全等同于平均主义，更多的是对个体的消磨，对个性的抹杀。宁与蝼蚁为伍，不做鹰击长空。

    我当然知道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跟资本主义依然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但这并不就能直接就将许多人思维方式和为人处世之道与集体主义牢牢栓在一起。制度是死的，但思想是活的。我不相信每个人去奋力追逐财富、名声和地位的时候，脑子里还在时刻提醒自己要牢记集体主义。

    而每当电影中的主人公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力挽狂澜时，我依然会激动难抑。

    奋斗后的成功，都是甜蜜的。这一点，管他妈什么狗屁主义都不能抹杀。

五

    最后一部分，再说说题目中的文化保守主义。

    在我看来，不管赵半狄是一学贯中西的行为艺术家，还是一哗众取宠的傻冒，其行为的实质就是文化保守主义。这一点，可能他自己都没意识到。

    在今天这样一个经济全球化、文化产业化的商业社会，文化保守主义是要不得的。

    打个比方，我就觉得，不管是花木兰的故事，还是熊猫学功夫复仇的故事，都是足够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并值得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好素材。一来故事本身讲出来是对传统文化的弘扬，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咱们的老祖先是怎么替父从军的忠孝和江湖侠士是怎么拜师学艺、苦练武艺并最终得报大仇的仁义的。二来如果咱们版权在手，还是卖出去赚个版权费。第三，让全世界人民都在咱们的故事中畅快淋漓地代入一把，这不挺欢喜的事儿吗？

    而持着保守主义观点的人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对传统文化的任何不和己意的编排演绎都是对传统的玷污，并责令人家立即整改。表面上，他是维护了老祖宗的颜面，实际上就是一抱残守缺的土老冒。而更深层的，则是对本国文化的极端不自信。

    如果真是信心充足，大可让文化作品在更宽广的舞台上自由流通，让更广泛的受众来决定自己的喜恶和取舍，看看究竟是东风压倒西风，还是西风压倒东风。文明与文明的对垒，还是交给文明本身的交锋比较靠谱。此外，任何附加言语都在文明面前，都显得黯然失色，低人一等。

    最后，我还是想说，我真的想看《功夫熊猫》，特别想看。

    还有，赵半狄真的是个傻逼，特别傻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