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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y 17 爱国熄灯倡议与理智我在这里提倡理智爱国,自然是看到了爱国行为中不理智的部分。 而直接的契机,则是接触到“5月16日22:00,全国高校大学生集体宿舍一起熄灯3分钟为在大地震中逝去的同胞们致默哀”的倡议。 这样的倡议极具煽动性——在众志成城、抗震救灾的大舆论环境下,带着浓郁的爱国主义激情,以“全国高校大学生”的名义发出号召,的确让人难以拒绝,甚至让你不熄灯默哀都愧对灾区人民;但同时,这则看似举手之劳的倡议却又透露出了专属于革命年代的凡事上纲上线的强制性与不理智。 爱国主义是种宝贵的精神,这是不论任何社会制度都极力推行的。但一旦剖除社会意识形态成分,其实质就是一种情绪。正因为它是种感性的情绪,所以它无踪可循,无迹可查,来得快,去得也快,它不同于喜怒哀乐的表层化——大多数时候,它是潜伏在我们日常的情绪底下的。它像是颗地雷,只在被踩及痛处时呈现井喷式的爆发。而这种爆发因积蓄已久,一旦找到宣泄的缺口,便极具威力——五四、89莫不如是。这种力量强大到足以推翻引发他们不满的政权,建立新的权力体系。爱国主义也是最具政治破坏力和抵抗力的情绪,易激发,攻击性强,但容易失去控制。而一旦牢牢掌控,便固若金汤,滴水不漏。所以,在野者往往要激发爱国主义兽性的一面,利用它的斗争性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而当权者则要强调爱国主义理智的一面,以其妥协性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正因如此,王尔德才会说:“爱国主义是邪恶的美德。”这种锋利的情绪是把双刃剑,就看他的尖斫砍向哪一面。 有点扯远了,再回到熄灯的爱国倡议。首先我当然要承认它的本质是善良而积极的,而且其形式(熄灯)相当符合其所指出的精神内核(默哀)的,理论上是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而我为什么要在这里强调“所指出”和“理论上”呢?这就是该则倡议幼稚之处所在:提出者并未认真考虑该则倡议的可行性、可操作性,即是该倡议的书面内容能否在行动上得到哪怕基本上的贯彻实施,以及在实施过程中能否始终保持精神内核不变色? 在5月15日至5月16日两天内,我的QQ和MSN上频频蹦出若干上文中的倡议,这说明这则倡议背后的爱国主义精神是得到大家广泛认可并靠大家身体力行地进行二次乃至若干次传播收到如此广泛的传播效果的。但同时,好多全国各地的同学私下发短信问我,说你们学校你们寝室熄不熄灯。在我作出回答之前,这至少说明了很多人认可了这种情绪,但却不大认可这种行为——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认为这种行为是不理智的、不合理的,所以他们持着怀疑态度。既然他们本身就对这种行为不认可,谁又能保证他们能真正在16日晚22:00熄灯默哀响应倡议呢?这是其一。 其二,退若干步讲,即使这个寝室在16日晚22:00乖乖熄灯了,谁又能保证他们就一定在诚心为遭难的灾民们默哀呢?我完全可以想象出这样一幅画面:一间充斥着臭氧气息的寝室,在十点钟按时熄灯,尽管黑灯瞎火,但电流声音依然刺耳,十几双招子依然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看电影的看电影,打游戏的打游戏,180秒不知不觉间很快就过去了。三分钟后,室内重新充斥着光明,他们又在网上叫嚣着:“我熄灯了,我熄灯了……”如果所谓的爱国倡议是以这种方式得到贯彻,那么这样的爱国主义又是多么低俗与廉价。我宁愿保持不爱国的反动姿态,也不屑与这种形式主义、象征主义的假爱国者为伍。 所以,我个人是对这则爱国熄灯倡议持反对态度的。我分明从中嗅到了文化革命年代癔症式的上纲上线。在一种变异博大情绪的强势助推下,任何被冠之以这种情绪名义的行为都具有了无比的感染力和煽动性,大放卫星,上纲上线,看似倡议,实则强迫。只因这种情绪是官方的,是在整个社会大环境下被行政力量强推前行的。你只能在其熊熊碾轧的车辙下亦步亦趋,一往无前。 这是个向平庸说不的年代,而人民误把平庸等同于中庸。不平庸即是不中庸,不中庸,就意味着出位的眼球效应。网络的兴起带来虚拟的话语权平民化则让人们彻底地陷入情绪化的狂欢。他们是遨游在言论大海中的鱼群,随着情绪的洋流来回狂奔,方向直指口水最多的地方。原本正确的,他要硬说成错;原本错误的,他要更正为对;有待定夺的,他更要跳出来拍板。就像地震之前大家都在对着盛世太平愤世嫉俗,而地震之后,好像网络上大家都为满目疮痍所打动而泪流满面,弃娼为良了。在这里,你看不到持着观点的思考,只看见挟着态度的情绪。因为思考观点是提出来的,是要动脑筋思考的,更是要下决心坚持的;而态度只需要靠情绪支配轻飘飘地摆出来,无需耗费脑细胞,更能像墙头草般左右倾倒。因此,任何原本理智的观点都能在网络语境中被重新演绎,异变成莫名其妙的莫衷一是的态度,继而这儿拍一下,那儿拍一下。人人看似都不平庸,其实一抓一大票俗人,而且庸俗得如此不理智。 我想,我们的党、国家和政府所倡导的,也应是理智的爱国。理智,意味着不张口谩骂某国政府,不任性抵制某家商户,不抬手掷石砸坏某商场的窗户;理智,意味着合情、合理、合法地抒发爱国情绪,而非以此为借口,破坏社会和舆论环境的纯净与稳定;理智,更意味着我们要将爱国热情引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正确轨道,更持续、更高效、更环保、更发展地将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繁荣昌盛,蒸蒸日上,让伟大的祖国在我们火红的爱国热浪中踏浪前行,蓬勃壮大,而非在凶狠、盲目的爱国惊骇浪头下翻船。 有人问我是如何理智爱国的,我的回答是: 我到学院办公室捐了100块钱,再多我也捐不起了。毕竟我也还是消费者,还没能自己赚钱,不能说为了让灾民吃饱饭自己饿肚子。这很现实。 有人骂我傻逼,说你这100块钱送到学院手里,经过层层盘剥,最后到灾民手里的能有多少?要送,就直接去灾区,送到灾民手里。 我说你又不理智了,现在成都周边高速路全都交通管制了,私人运送物资根本送不出去,除非你打条地道进灾区,否则你一片纸也送不到那里。 至于灾民最后能得到多少,我很理智地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否则我又该不理智地骂娘了。但最后我说,那些领导不会这么不爱国吧?这也该是他们残存的最后一丝理智了。哪怕是100块最后剩1块到灾民手中也行——我知道这是对当今中国相当理智的认识。 May 08 和谐事件 曾经以为政治离自己很远,如今才猛然惊觉,政治就在我的左右。
要问当今中国政治的核心是什么,就俩字儿:
和谐!
你和谐,和谐让人更和谐;你不和谐,自会让你和谐。别问为什么要和谐,这就是政治,没有必要性,只有必然性,让你不得不和谐。
我能有上述言论,自然是因为不和谐而被和谐了,从而完成了从不和谐到和谐的升华。姑且称之为“和谐事件”。
事件的起因,是我前天晚上频繁地给刘佳姐姐发送淫秽短信,语音之精炼,意境之高雅,令人发指。而且,我还在原材料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调动自己的语言储备和文学积淀,进行再创作,端的是妙语连珠,字字珠玑。不料须臾间,短信功能突然失灵,不论怎么关机开机,卸电池拆卡再重新组合,都不能收发短信。
出现这样的异常状况,只能有一种可能:我的作品不止收信人一位读者。我的创作因为达不到和谐的要求,而被强行和谐了。
以前听说过中国电信能截获信息内容,打死不信。现在有些后怕了:《国家敌人》和《谍影重重》对情报部门截获信息的刻画太传神了,我突然害怕起手中的电话来——都说伴君如伴虎,现如今是伴机如伴狼,搞不好就反咬你一口。
于是乎,我的短信功能被屏蔽了整整一天,就好比被割去了舌头,浑身不自在。
人都是这样,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等到悔悟之时已然晚矣,只能咽下自己亲手植下的苦果。
仔细想想,在当今信息社会,我们对信息发布的需求日益膨胀,我们自己每天也在传播着各类信息。没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将举步维艰。那么,在对信息的依赖达到相当程度之后,如何保护信息就成为了当务之急——赤裸裸的信息传播就如同夜半裸奔般没有安全感。
信息的传播,需要信道来承载。可问题就是,信息的承载者,是否也有权利扮演信息的筛选者?
我们无须将此问题上升到社会意识形态的高度,它丝毫无关社会制度,却的确关乎我们这社会的话语气氛。
其实,对信息传播进行审查是有必要的,这就好比城管不会允许你在大街上随地大便。但是,对传播内容的过分钳制就值得怀疑了——我在自家的厕所里拉屎,还不允许我放屁么?
例子不太文雅,但说明的道理很简单:现今的日常信息传播多隐蔽而私人化,它的私下传播并不会对社会造成什么影响,而其公开化也对社会无甚益处。信息传播的纯度遭怀疑和受审查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话语权的集中剥夺。
以往,我们这个社会的话语权集中在国家机关。他们的决策意见、文件精神通过党的喉舌硬性传达给公众。这时的话语权是红色的、强硬的,不可触犯的。随着互联网的兴起,人们在网路上掀起了二进制的虚幻狂欢——大众对这个伟大的扩音器有着迷幻剂般的热爱,让别人听到自己声音的快感飞速刺激着文字的分泌——他们以为,这就是话语权,而这话语权在他们眼里是彩色的,柔软的,可任意造型的。他们更坚信,这些自己臆造的话语可以媲美国家发出的声音。我不能断言互联网言论的兴起没有为公众争取到哪怕丝毫话语权,但而事实上,至少是目前,国家的耳朵已经开始嫌网络的虚拟声音太过嘈杂,开始笃信貌似杂乱无章的字句底下,正有令人不安的暗流在蠢动。于是,国家的喉咙开始频繁以高姿态发布国家言论,国家的牙齿开始狠狠咬断其他言路。中央电视台各频道年终的各种盘点节目就是例证——国家最权威的电视台都做了,哪家媒体还有公信力?更遑论报纸、网络。被公众们寄以厚望的软声音在国家的硬话语面前,不堪一击地迅速崩溃,被逐渐蚕食。
我不敢想象那么一天,撰博文不能任我嬉笑怒骂了,写电邮不能由我脏字连篇了,发短信不能容我粗俗下流了,让我在写作时遣词造句、谋篇布局都要前思后想,逡巡不前,因怕被和谐而不再了左右逢源、俯拾即是,就像将军走上硝烟弥漫的阵地却被收缴了铠甲宝剑般,就像歌者走上金碧辉煌的舞台却被割去了舌头般,一片茫然。
我知道这也许有些夸张,但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不能言其所欲言,歌其所欲歌,时时刻刻都要注意自己是否说错了话,分分秒秒都要提醒自己心口不一,这是多么可怕的专制与独裁。我绝不希望这是所谓和谐的最终结果。
如今,手机的信息功能已然恢复。为了表示自我改造的决心,我向国家和中国电信做出如下郑重承诺:
为了2008北京奥运会的顺利开展,为了打击藏独分子的嚣张气焰,为了中日友好的再次复合,为了和谐社会和新农村的胜利建设,我决心发和谐信息,打和谐电话。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构建和谐的通讯环境! May 07 碟事二三 下午路过学校的音像店,忽然想起好久没买过碟了。就像是饿了太久,没有觉得痛,只有些木然。
曾经,我固执地认为对DVD这种载体的坚持是对电影最起码的尊重,也坚持着从来不从网上下载电影来看。于是,我长久地游走在着音像店里,像是叫花子吃上了山珍海味,贪得无厌。可如今,我的迅雷和电驴从早到晚地奔行着,一KB一MB地践踏着我曾经自以为是的坚持。
或许,在放弃者看来,所谓的坚持也就变成了偏执。可现在,我是多么渴望找回这种偏执。
还记得年初刚刚开学那会儿,被一家小杂货铺割去一半江山的音像店削价大甩卖,一张张本应被珍视的DVD承载着一部部杰作,像即将过期的速冻食品般等待着挑拣。而音像店门口也如愿以偿地变门可罗雀为门庭若市,堆满了贪便宜的食客们。他们像家庭主妇在菜市翻拣蔬菜般筛选着,像七旬老太在货摊采购日杂般讨价还价着,像淘金者发现金矿般左右吆喝。我远远地看着,静静地看着。
曾经,我可以轻轻走进这门口,站在并不高大的碟架前,不疾不徐地翻着。想看的电影,当然会毫不犹豫地买下;看过的电影,想重看或收藏就买下,不想便轻轻摩挲而后放下,心中默默闪回它的一幕幕画面;常常还会因为找到一部多年欲求而不得的电影而欢呼雀跃。买下DVD后,我还会逡巡在那片欧美音乐的碟架前,只是欣赏那一张张精美的封面。曾经,那些让人潸然泪下或是热血沸腾,让人黯然神伤或是慷慨激昂的画面和旋律那么近,进得睁眼可见,唾手可得;可如今,它们仿佛是那么远,远得看不见摸不着。
如今,那里那么热闹而拥挤,兴隆得羊肠小道也关闭,让我只能远远观望,再也走不进去。
我知道我无权去指责谁,也没有人会为我个人的闲愁一斛负责。金钱,是最怕玉石俱焚的。它不会主动为你营造一种气氛,更不会留恋你一厢情愿的挽留。那些银幕经典、旷世名片在钱面前只是单纯地行使着交换的义务。生意不景气,它们自然就贬值了。那些大师、巨匠们的旧标签被撕掉,代之以新的价格,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其实,我的这点不舒服深究起来,显得并不那么的理直气壮。
影人们为拍摄电影付出了脑力、体力和财力,人们购买他们的电影,为他们的辛勤劳动成果付出报酬是理所应当的,但这里的前提是——载体必须是合法的——购买正版产品,或是授权下载。购买盗版碟和非法下载不但扰乱了市场秩序,更让他们的劳动得不到相应的兑现。所以好莱坞和香港才会对中国的盗版猖獗意见颇大。但是,消费者可从来不会考虑生产者的利益。商品便宜乃至更加便宜,谁不高兴?所以,在迅雷资源日渐膨胀之余,碟价下降,这对校内的广大碟友而言更是幸事一桩。由普遍到一般,对于常年购买盗版碟的我,为盗版碟的贬值而黯然神伤就更显得相当的虚伪矫情和没有必要。
可如今,我确依然固守着自己荒诞的偏执:观影,是要付出代价的。电影发展到今天,既然成为了艺术商品,那么就应该在挟带艺术品位的同时体现出商业价值。这是对电影艺术和商业双重价值的尊重。——哪怕是盗版碟,也应在价格上体现出对盗版碟商制碟劳动的尊重。更何况,国内盗版碟商挑片的口味、对电影素材的整合、乃至造碟工艺都比六区正版碟商高出不止一筹。那么,在目前电影知识的普及只能过多依仗盗版事业的中国,盗版事业就应兑现它的价值。因此,那些对削价碟片趋之若鹜的人才会让我嗤之以鼻——这让我觉得电影的尊严贬值了,这比盗版劫掠更为可怕。
如果,我是说如果,我的校友们能趁此机会多多买碟,多多观影,将电影从纯粹的打折商品转变为电影积淀,闲来无事就与旁人讨论剧情主题或是比划片中拳脚,我也就能为这些好碟颇感欣慰了。也让它们知道,他们的贬值其实并未跌份,在某些方面还赚回来了。如果,这能让大家都来买电影,看电影,爱电影,又该是何等幸事!
我知道:
有一天,我会将电脑里的电影全部删掉;
有一天,我迟早会重新蹒跚在音像店里,用双手再次抚过那些久违的名字;
有一天,我会拥有自己的音像店,将我爱的电影们传递给那些同样热爱他们的人;
甚至,有一天,我会自己拍摄电影,献给我爱的人、我爱的电影。
而在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要躺在一间小屋子中央的摇椅上,面前是一台DVD机和电视机,没有音响也没有关系;环室三壁都是高高的碟架,上面整整齐齐地码着我这一生收藏的DVD,我要像慈爱的父亲般珍爱它们;窗上、天花板上贴满了我钟爱的电影的海报。我呆呆地看着电视屏幕,上面演着一部默片;我生命的钟摆就像摇椅般缓缓摇着,直到停止。上了天堂,我能告诉上帝,我生命的终点,是电影伴我走到。
今天下午,路过那变得无比紧凑却依然乏人问津的音像店,我的心也跟着逼仄起来,似乎丢掉了什么,空空的,却又什么都装不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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