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西湖上初识朝云，是淡妆浓抹总相宜。

    惠州西湖上赵云病逝，是每逢暮雨倍思卿。

    多少情人的朝云暮雨，不就是这欢喜悲哀的聚散离合么。

    住在秋雨先生的别馆，这个没有情人节的深夜，我一点不孤单。

    有情惜情，无情随缘，如是而已。

    2月14晨，记于惠州红棉水榭。

    回去，回家去，回金鹏去。

    这次重游金鹏，是离开将近五年后的第一次，在我有限的生命里，也许也是最后一次。

    金鹏，这个老是让人理智不起来的家，她最后的一丝模糊的门缝，也将被我亲手掩上。

    《映画金鹏》篇名的来由，因着我们的足迹都镌刻在了一张张凝固的图像里。

    这些影像，也是我们记忆中的金鹏，原来的那个金鹏，冰冷的遗体了。

    我们的足迹，就在以下一幅幅画面里了。

经过我、龙龙和李想三人实践摸索后，我们一致认为：内部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大衣、茂业后原价128RMB的假Levi's牛仔裤以及I.P.ZONE199RMB的高帮皮鞋三者组合，是当今最嘢的潮装。

保安兄弟很慷慨，非但没有阻拦我们，更为我们留下这张合影。这一次，重游者仅为我们三人。

停靠在校门旁的“金鹏百货免费巴士”，其前身应该就是曾经搭载我们的校车。当年气势磅礴的校车队，如今不见踪影，车子也破破烂烂，弃置一旁，仿佛就是这所学校的缩影。

金鹏会堂，如今已庭院深锁。这里曾经留下了龙龙、腾老大主持晚会的无限风光，留下了“金鹏猫王”万虎统领金鹏小学腰鼓队的深度催眠，留下了“下面请欣赏由朱佩青小姐带来的印尼歌伴舞《照镜子》。”而那台晚会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应该是游戏环节的奖品——蛇皮袋装的袜子，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用到处借袜子了。

金鹏的破败，也来自行政楼的这块空白。这些坍塌的容貌，也在剿灭我们记忆中那个金鹏。

这个造型，来自于《七龙珠》中某大反派的喜感手下摆出的Pose。

又红又专的革命小将。

Trinity和梦遗大师的合作。

 

足球场几近荒芜。远处的建筑取代了苍翠的重峦，却没带来任何繁荣的欣悦。这一切只让我感觉突兀，无所适从。

三年间的无数个日子，都曾从这个角度沉默着远望。孤零零的球门仍在硬撑。

穿过足球场，进入教学区。

我们起飞的地方，它还依然在。

饥饿的我们，都曾在这个角落焦急等待。

亲切的教学楼。可惜底楼大门紧锁，不得登楼，只能远远抬头高望。

——“人民警察，你在干什么！”

——“我得意地笑，我得意地笑~”

通向饭堂的甬道。传说中宋文博初一时创造了11秒从一班教室奔入饭堂的神话。

施振西的办学理念果然颇具娱乐精神。

曾经也是个会堂，曾经恬不知耻地端坐在里面参加数学竞赛。如今已变为超市。这校园超市也真够豪华的。

教学楼底的张贴栏旧瓶犹在，徒换新酒。

特意放大这张——《大学最浪费生命的四件事》，振西学院学生会宣传部的水准堪忧。但它至少教会了我一个词——“卖呆”。

以前我们在这儿做操。

传说中我国最年轻的女大学校长。她受学生爱戴和幻想的程度可见一斑。

曾住过的原男生宿舍。

只能却步的原女生宿舍。

岗亭。以前总是盼望着黑板上悬挂着自己的名字。

路的尽头，通往篮球场。

教学楼的侧面。

画面的正面和侧面，就是我们金鹏师生的所在。

通告文中的“注”颇有意思。

从食堂门口望去，短短的距离，却也无尽似的。

这是2秒自拍的仓促。

这是十秒自拍的从容。偷偷潜入食堂，曾经备受诟病的金鹏伙食，回到深高却叫人倍加想念。我们是吃着这儿的米长大的。

“我们这里确实好！”

这里曾经是个硕大的三温暖，如今像个捞空了的鱼池。

篮球场没变，周边的山头却没了。

倒是一直焚烧着的这儿，一点没变。

曾经生活过的宿舍楼后，已是一片狼藉。

体校的大食堂。“炒粉（一作‘肠粉’）真好吃啊~里面有虾仁儿啊~”

篮球架全没了，网球场也无人问津。

曾经走在这条道路，希望它一直蜿蜒无际。

我拍下它，当作一种象征。

爱爱幼儿园变作了图书馆，可通往童真与知识的道路，依然芜杂。

这里疯狂生长着的荒凉，曾被长久地遮挡在围墙后。禁锢被推倒，释放出的蛮力更叫人心凉。

处在荒秽中心的图书馆，估计也只是空壳一副。

曾经的小卖部门口，变成李想的大马桶。

从行政楼望去，无边的破败。

邓爷爷的教诲，似乎也随着大厅中央曾经的美好幻想被一同抽空。教育在这里，只能面向儿戏，面向坍塌，面向湮灭。

万般眷恋，最终也要离开。

承重的柱子已成空中楼阁，金鹏还能靠什么来撑起她沉重的生命？

空荡荡的车库。

“崇德尚美，求知创新”。但愿不是讽刺。

学校实际上已被查封。教育与金钱的博弈，早已决出胜负。

这大可被视作金鹏学校的死亡通知书。

再次回眸，走了。

都走吧。

 

    利老板正在和施振西打官司，金鹏被作为固定资产申请保全。金鹏，破败的金鹏，空荡荡的金鹏，判若两人的金鹏，她变作了老板们相互扯皮的财产，这让我很难受。她似乎变作了可有可无的所在，尘封在了肃杀的冷风里，冷冷清清，凄凄凉凉。

    或许世间的相聚离散都是如此。不得见时思君日甚，一朝照面却叹不如昔。可就算如此，相聚仍是离散的重点，哪怕同时也是下一次离散的开始。

    金鹏对于我们，就是这样一位朋友。她埋葬了我们的幼稚，见证了我们的成长，教会我们如何从感性走向理性。虽然她的青山绿水，她的钟灵毓秀一次次在资本家的推杯换盏和信手涂鸦中被转手，一次次在沉重机械的轰鸣叫嚣声中被改造，可她仍旧沉默着，宽容着，忍受着。可笑的是，我们非但没能愈加理性，反而在一次次梦回和忆想中越来越感性，抑或面对金鹏，我们始终学不会理性。金鹏，始终是颗感性的定时炸弹。这缓缓燃烧的引信，便是我们和她之间感性至极的友情。

    可就是这样一位朋友，她的改变，却让我却步了。我一步步远离她，不敢回头，深怕每次视线的交错都是一次重新的审视。可越是这样，改变越大，审视就越发陌生，直至彻底的陌生。彼时，朋友就成路人了。

    就好似一阵妖异的风刮过，冷嗖嗖，凉冰冰，抖抖瑟瑟，战战兢兢。我一路直前，不再回头。身后的，是个吞噬默契的黑洞，虽然曾经的曾经，她就是我们的家。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四句诗，我送给金鹏中学，送给所有金鹏人。金鹏或许已死，或许，也在我们心中重生。

    没错，不是金像奖，是铁象奖。

    一小撮工作在我国电影事业“第一线”的所谓“电影记者”们继承了老祖宗们善于自嘲的光荣传统——鬼佬有金像，港胞也有金像，咱就自个儿捣鼓一“铁象”——以垒下万里长城第一砖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自豪感，“以中国电影记者，至少是部分中国电影记者的名义，为公众推荐过去一年中在中国内地上映的最好的电影”。而他们的终极目的，貌似是“触摸电影工业倔强如铁、坚毅如铁的内核”。

    现在的中国文艺界（如果把电影的高贵姿态稍微放低，勉强栖身文艺界）似乎存在着这样近乎偏执狂的拿奖癔症。过去的五十年内，多如牛毛的专家学者们摩肩接踵地追问为什么中国作家们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并煞有介事地统计出，鲁迅先生和老舍先生曾经最接近这耀眼的光环，热忱如斯，似乎李政道和杨振宁等人的拿奖并不足以长国人志气，徒增他人威风。大概一两年前，著名影评人周黎明发起了一个“民间电影奖”，至今日亦了无踪迹。“陶艺狂人”刑良坤，叫嚣着“我敢向全世界的陶艺家挑战——我的陶是最好的！”“地球不就是个硅酸盐体吗，陶也是，所以地球是陶。我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比许多专门研究硅酸盐的科学家还多，我就是要用这些发明创造去拿诺贝尔化学奖！”。据说今年《投名状》和《集结号》又要冲击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看看中国电影近几年在奥斯卡上的渐渐势弱，估计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拿奖，是中国人转不出去的怪圈，可似乎咱们又从来没能转进去。

    拿不到别人的奖，我就自己造个奖。我造这个奖，就事先声明，不求权威性，只求揶揄别人，娱乐自己；但在对这个奖进行解释时，却以种种闪烁其词的大话、空话、官腔和顾左右而言他来给自己强添权威性，仿佛种种官方奖都没自己全面、客观、代表主流。但看看评奖内容，从候选名单到具体奖项归属，都跟“权威”和“官方”的评奖结果如出一辙。这就是如今中国“评奖界”的现状。

    在这里，我们无需探讨当今中国新闻事业从业者中是否存在“电影记者”这一群体，这一群体存在之必要性和必然性，以及所谓“电影记者”与一般娱记的区别；无需研究我国电影事业的“第一线”与第二线、第三线、第N线如何分界，以及这“第一线”与另外若干线的区别；更无需幼稚地追问电影工业的“内核”是什么，它怎么就倔强了，坚毅了，且如铁般倔强和坚毅。要知道，不是比别人多点观影体验、评影积淀，就能拿一砣砣硬邦邦的专有名词出来吓人。至少，吓不倒我。

    在我看来，与其劳民伤财搞这么多无任何权威性和影响力可言的民间电影奖项，不如用这些钱用来团购电影票，大家看个专场来得实惠。不要跟我提自娱自乐的屁话，妄图用这样一个民间奖项来改变什么，实在很荒谬。何况本身是吃记者这碗饭的，就不能干像无效占用舆论窗口和浪费公众注意力资源这样的事情。若是好钢，为什么不用在刀刃上呢？剥掉“电影记者”的糖衣，挺起了胸膛干个敬业爱岗的娱乐记者，也不见得就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

    站在另一个角度，你们这些徒有抱负的“电影记者”们也没仔细想想，先进的中国电影最需要的是什么？是“铁象”么？是主流以外挂着“非主流”的羊头卖准主流的狗肉么？是你们几个小记者的自娱自乐么？

    你们错了，都错了。现在中国电影最需要的是什么？是观众，是票房。电影事业终究是商业，在中国电影从几个老制片厂垄断的计划经济体制中走出，转而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艰难推进中，最需要的是观众们走进电影院，在大银幕前献上他们的忠诚与支持。有了观众，才有票房；有了票房，才有让有关部门动心的甜头；有了头头们的动摇，才有环境的宽松和政策的扶持；有着种种基础政策支持，才能继续推进分级制度的建设。而当电影分级制度在中国大陆真正建立起来的那天，我们就可以安心坐下来，探讨电影艺术一面的问题了——内核，精神，本质，艺术追求，政治抱负，什么都能摆到桌面上谈了——而现在，不行。因为人们不进电影院了，他们有盗版碟了，有迅雷了，有比特彗星了，大银幕拉不住他们了。只有我们的电影事业发展到人们都爱进电影院了，都抵制盗版碟了，都杜绝网上下载了，那么电影的两重性就有操作空间了。在这之前，乖乖搞商业片吧。别跟我谈艺术片，我怕。再这么下去，中国电影就是被你们给毁了。

    忘了是谁说的，“在中国能够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之前，它永远成不了大国。”同理，在中国电影大量输出之前（向欧美市场，而非东南亚、亚非拉的穷兄弟），中国永远成不了电影大国；中国电影势弱，中国电影奖项当然也就强势不了；官方奖项尚且语虚，别说你“铁象”，就算是“金象”、“钻象”、“白金象”都摆不上台面。这样的阿Q精神，还是少一点的好。

 

    附：第一届“铁象奖”完全提名及获奖名单链接：http://www.mtime.com/my/938478/

    焦虑与怀疑是人自然的情绪，虽然在大部分时间里，它们通常以强迫性行为的病态形式以及貌似杞人忧天的多此一举存在，它们让我们的生活失去安全感和连续性；但一旦缺失了这份有些多余的敏感，我们也许就陷入了真正意义上的驽钝与危险。与其任其无意识地流失，不如加以导向，以资利用。

    连绵的雪灾造成不可计数的损亡，带来的是现实层面上生存空间狭窄与生命遭受威胁的凶险。面对这类问题，各种各样的囤积居奇与坐地起价、慷慨解囊和拔刀相助足够一解燃眉之急；但在精神层面上，尤其是个人心灵层面上的资源匮乏、灵感流失与空间逼仄，却非自己无以解救。

    也许在大部分人看来，身处Google引擎与百度知道所构建的链接型社会，这样的问题根本不成问题。但这种误解的形成，其本质也许就是敏感嗅觉的逐渐驽钝。问题不成其为问题，要么是问题激化的条件尚未成熟，要么，就是根本就未意识到这是问题。“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并非是危言耸听。

    昨晚看完了一部以某标志性建筑为名的政治运动纪录片。当那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一个个在屏幕上闪过，侃侃而谈他们的种种作为时，我越发感觉到焦虑情绪与怀疑精神的必要。在当年看来“反动”的负面情绪，也许正是我们今天所缺少的。他们的行为稚嫩无比，虽然在贯穿“反动”情绪的激昂解说渲染下多了几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与豪迈，但除了充满责任感的焦虑与怀疑，似乎也别无可取之处：人失去理性，有时是因为面对着失去理性的对手。而他们错就错在选错了对手。这个对手不一定正义、正确，但是对于任何个人和毫无战斗力的乌合之众而言，都是绝对不可战胜的。

    我说的当然不是文化革命时期“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暴行借口，那种怀疑重点在强调享受施加给所怀疑对象的暴力带来的快感。我说的怀疑也不是完全站在“两个凡是”的对立面，这种怀疑的对象本身所具有的荒谬色彩反过来使这种怀疑显得肤浅与不思进取。我说的怀疑，更多的应该是种清醒的警惕性——对国家动态、社会生活、个人生存的敏感反应——永远不要轻信国家机器，轻信舆论环境，轻信自己。

    在国家政治领域，首先，这种怀疑，在形成一种视点、一种行为之前，要求的是一个标准的存在，以起到标杆、准尺的丈量作用。未达到这个标准，或是超过这个标准，都应是被怀疑、审视的对象。按理来说，无论任何一种社会意识形态（让我们排除那些尚未进化或正处于进化中的氏族部落）主导的社会制度中，“法治”都应是最成熟、最合理的选择；无奈“人治”既然如此长久地存在下来并还将继续存在下去，那么我们的怀疑对象就无可厚非地成为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哪怕众多政策决议都是民主意志的集中体现，但毕竟在施行阶段仍然是人为性质，人为在利益权衡和人际博弈中产生的情绪性和随机性作为，大概是完成向法治社会转型的瓶颈所在。其次，这种怀疑既然是从个人出发，那么个人的人文素养、人生历练、人际交往和阅读体历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和左右着其阅读能力和判断能力。因此，努力地提高个人综合素质，是维持并提升这种怀疑含金量的重要举措。

    对媒体的警惕和怀疑，应该是一种本能。姑且除去充当传声筒的各大党报，多如牛毛的各路新闻媒介的崇高任务，就是当好政治风向标下的墙头草与闪耀镁光灯下的走光镜头定格器。此外，便是无尽的照搬与摆拍。永远不要轻信各家媒体的执业信言与职业水准——反正我是不信的。

    对于处于国家宣传机器与舆论氛围重重包围下的个人而言，对事实真相的清晰认知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谁都不可信，那就只能信自己，可是这种唯一的无奈的选择，或许从根本上也未能根除周遭各种观点论调的干扰——其实又有谁能真正排除干扰，从而让自己值得充分信任？这种对自己的信任，或许本质上就是种无形的干扰。不轻信自己，只是针对国家机器和舆论环境有意对个人实施观点控制的情况下。

    “爱国主义是邪恶的美德。”王尔德的这句话让我获益匪浅。这句话的沉重意味值得我们一辈子仔细咀嚼。它告诉我们，任何官方定义的“主义”、“美德”都挟带着隐性的道德说教意味，以及不明显的思想控制功能。而这些被冠之以“主义”“美德”的种种思想的性质，是会随着社会与时代的变迁而演化的。比如，“爱国主义”在1949年10月1日前后的含义，就是截然不同的。在我看来，虽然每个处于不断变迁中的时代，都有着其迥异的思想导向，但个人的思想境界应该是以维系在一个取向上为好——与世无争，独善其身，人生苦短，及时行乐——至少我个人是这样。你能保证自己不跟着道德说教和思想控制走吗？虽然有时跟着走很正确，但我仍希望能有自己的一条路。怀疑周遭，还要怀疑自己不被带岔路，很难，也很累。但想要有自己敏锐的嗅觉与独到的观感，似乎别无他法。

    作为一个忠于自己的人，作为一个拥有强烈自信与自尊的人，或是立志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的人，这份劳累是堪担也应担的。虽然这样的重担让人另类而焦虑，但这是一份对自己忠诚的义务，与所对应的代价。

    当我们这个庞大的国家，站在它暴涨的GDP曲线崖顶，步步高升时，有些个人就必须站在姿态的洼地同时也是个性的高地上，用怀疑的视线为自己展望。而在这片海拔，我站得越高，视界越开阔，心里越澄净。而今的焦虑与烦躁，大概就是穿破层层云雾时湿漉漉的腻歪罢。身在最高层时，又岂畏浮云哉。

    我原本以为深圳会比成都暖和。

    我原本以为《长江七号》依然是喜剧。

    我原本以为自己的身体很健康。

    我原本以为自己是O型血。

    我原本以为自己能坚持每天看五张DVD。

 

    结果深圳依然阴雨连绵的冰冷。

    结果《长江七号》是部温情正剧。

    结果检查下来自己身上一大堆毛病。

    结果我的血型居然是B。

    结果我看起僵尸来更有兴致。

 

    以上事实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凡事不能想当然，永远都不要轻信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