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东西，从暑假读完《苏东坡传》就写起，却断断续续写了四个月还未搁笔。我写的是苏东坡的情怀，想写的却又不止于苏东坡的情怀。苏东坡是大政治家，大文学家，有大坚持，大担待，大情怀——苏东坡太大，可写的太多。也正是因为如此，才难以写小，写好，写爽，写尽兴。我只能尽量把他写得浪漫些——一个人写自己不懂的东西，就容易写得浪漫——我喜欢苏东坡，归根究底却又不懂苏东坡。读完全书，只记住了林语堂先生这样一句话：“倘若哲学有何用处，便是使人学会嘲笑自己。”今天一想，苏东坡对于我而言，与其惶恐踟蹰不敢下笔，倒不如干干脆脆写完它，写不好就权当自嘲吧。

喜欢林语堂的同学草草读一点就可以放下了，因为后面废话还会有很多。我以为，说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废话，也不失为一种情怀。

一、情怀与“格调”

我读的这本《苏东坡传》，是台湾张振玉先生的译本。他的成名译作，是《京华烟云》。此前粗略翻过李一冰先生的版本，较之此版胜在考证的完整翔实，而失之气度的洒脱旷达。据说1977年宋碧云先生的版本最佳，但一直无缘得见。这三位先生，都是台湾顶好的翻译家。

波哥有言，倘若现代文学有些可取之处，便在于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他这话说的是傅雷、查良铮和王道乾先生。经典译作成其为经典，原作者的才华当然是坚实的基础，而优秀的翻译更是功不可没，因为译者面对的是截然不同的两种语言系统和思维模式——翻译是一次只脚踏两船的再创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版《苏东坡传》其实是苏东坡、林语堂、张振玉三者精神气度的碰撞、冲突、交流与升华。这个过程没有石破天惊，只有水到渠成。升华后的氤氲，我把它看作一种情怀。

提到情怀，我想把它跟“格调”一词区分开来。在我眼里，“格调” 在这个文学界限越来越模糊、文学受众越来越广泛、文学批评越来越娱乐的年代，是个很卑鄙的存在。在那个大师的年代，莫泊桑曾经有言：每当我拿起笔，就想到了自己的读者。而中国受众们的传统阅读思维是：每当我捧起书，就想受到教育。在这样的受众思维中，“格调”充当的是道德模板和政治口号的双重角色。在这样的文学语境中，造就的是高大全的道德楷模和政治标杆，德育效益便是文学价值的内涵。现如今，让我去读这样的书，我会觉得是对我本人智慧的侮辱——我不认为自己是不辨是非的人——我不需要作者来告诉我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我需要的是是非对错之间的灰色地带，这才是文学之旨趣所在。而这对错交锋的火星四溅中，展现的便是作者的情怀，与格调毫无干系。同理，如果你读完笔者写的东西，觉得我是在向你灌输是非对错，而读不到我的情怀，只能意味着你的智慧被我侮辱了，实在对不起。

二、苏东坡的情怀

传统观点认为，苏东坡作为北宋豪放派词人的杰出代表，《念奴娇·赤壁怀古》和《江城子·密州出猎》是其最出色的作品——也许还有其他作品，恕我不记得了——但我不以为然。在我眼中，苏东坡最杰出的词作，莫过于《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和《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而后者，笔者最是喜爱，于此摘录：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单从文学创作角度，笔者以为，一位作者被同时代或是其后世加以定型或定性，谈不上什么悲哀，却至少绝非乐事。诚然，苏东坡于词道之豪放旷达，旷古绝今，《赤壁怀古》和《密州出猎》更是少有堪与之比肩者。而“豪放派”的头衔，也是对其一生诗词歌赋主题风格的恰当概括。但是，狂风骤雨之后的空竹幽篁，天崩地坼之后的云淡风轻，是否更别有情味？即使豪达如苏东坡，也不可能总是“酒酣胸胆尚开张”的弯弓射虎，仰天长啸和“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的弄潮江头，岿然不动。笔者也嗜酒，亦曾于江海中见识过惊涛骇浪，虽没机会射杀虎狼等国家重点保护动物，但对这两种波澜壮阔的情境倒有些许体会，更深知饮酒后纵横捭阖，豪情万丈的种种快活。惟独对夜深人静，辗转反侧的旧情难忘而至午夜梦回泪千行的肝肠寸断；雨过村道泥泞，竹杖芒鞋的酒后春风而至回首萧瑟的笑看云淡风轻近暮天此二种孤独寂寥和恬淡无他始终无福领略，所以心中神往。与这两阙词中流露的情深义重和恬静旷达的婉约情味相比，苏东坡的“豪放派”头衔倒不慎看重。再者，欣赏之余，我真正钦佩的是他横跨豪放婉约的“通吃”本事，这大能跑马，小难插针的收放自如可实在了不起！或许，对于每位勇于挑战自己，突破自我的创作者来说，这就是境界的题中之义。至于什么头衔排位，纯属多余。

上面的都是题外话了。这里要说的，是《定风波》一词中苏东坡的一种情怀。苏东坡一生学富五车，才华横溢，可说旷古绝今（苏东坡绝对配的上这四个字）；诗词曲赋，书画双绝，尤其写得一手好字；他还潜心佛道，颇有造诣；此外更自酿美酒，真可谓古往今来第一大家。这些话对其他人可能是大拍马屁，可惟独对他可谓中肯。更何况，我真心欣赏他，钦佩他，这些话就算是拍了些许马屁也无伤大雅。

说到佛道，这里又可以说些题外话。这学期开了一门课，叫“文化原典导读”，讲的是《维摩诘经》。维摩诘，便是此经之作者了。讲课的老师只顾照本宣科，无甚兴味，上过两次睡了两次，后来也就不曾去了。但这维摩诘大师，却不得不提。

恰巧日前读过一本专讲魏晋文学的书——不过书名就忘了。讲魏晋，总绕不过名士风度；讲风度，总绕不过竹林七贤；讲七贤，总要讲到阮籍嵇康——此二位名士，笔者是崇拜得紧，也总奢望自己能过上他们那种非汤武，薄周孔，藐礼教的自在生活。而说到阮嵇二贤，就得说到这维摩诘。据我模糊的印象，那本书中说维摩诘乃是印度佛教大师，门徒甚众，与我们理解的传统和尚不同的是，他不剃度，不住庙，不着袈裟，不念叨“阿弥陀佛”，可比在咱天朝上国做和尚自由多了。这种带发修行方式，好像叫“居士”罢。更让人羡慕的是，维摩诘居士饮酒啖肉，更娶妻生子，子嗣甚众。这要搁咱们天朝上国早给逐出佛门了。可人家身处万丈红尘之中，还写了本佛经，几千年咱天朝上国看破红尘的和尚都在念，甚至如今我们这些非佛门人士都得念，不服不行啦。这位维摩诘大师自晋代以降，便是中国世子学人的精神偶像，粉丝们美其名曰——“大隐隐于市”。陶渊明是他的第一代粉丝，陶渊明又不知是多少读书人的偶像——包括苏东坡和笔者的爹在内，所以维摩诘堪称化石级偶像了，王维就以“摩诘”为字，连带名字都与维摩诘沾上边，足见对其偶像之虔诚。而书里说魏晋名士们的傲人风度，便是师从维摩诘大师——啧啧，我也有点崇拜他得紧了。

扯远了，扯远了，拉回来，拉回来。陶渊明无疑是苏轼的第一精神偶像。或者说，“手挥五弦，目送飞鸿”的陶渊明是所有中国士人的偶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他们共同的精神归宿。而与维摩诘相比，陶渊明与他们在心里距离上更亲近。我爹是个文人，心理上更是个士人，他说他晚年最大的愿望就是在山林间结庐而居，庐前须得种有几株芭蕉树，屋后划出一片农圃，烟茶齐备，读读书，写写字，闲来弄弄庄稼，雨时搬把竹凳坐在檐下，侧听雨打芭蕉——说实话我觉得这比陶渊明又高明了许多，至少渊明哥没烟抽——不过，由此可见陶渊明的偶像效应。或者说，中国士人们，都有点“陶渊明情结”。

古代不像咱们现在就业这么自由，如今“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不管哪行哪业，做到行业龙头也就功成名就了。在古代若不读书当官，无从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可不管哪朝哪代，总是民多官少，而且读书人何其多也，就业竞争压力自是大得难以想象，比我们考大学找工作难上千倍万倍。古代人不仅读书头悬梁锥刺股，更有着忠君报国为社稷的社会责任感，这也是我们现在年轻人不能相比的。可是，圣贤书满嘴大道理，读多了毕竟心烦；官场更是最功利最虚伪之所在，待久了毕竟气苦；读书读到老仍无功名或是当官半生却无甚成就的话，心理可能就更复杂了。哪怕是当了大官，天长日久恐怕也会心生闲云野鹤之念。在这个当口，陶渊明出现了。要说他学问也不甚大，职位也只是个芝麻县官，若混迹官场一生，知之者恐怕少之又少。但他偏偏不为五斗米折腰，摘掉乌纱帽，摘掉官场的种种虚伪逢迎，摘掉中国士人千年的价值重心，却开辟了另一片清心寡欲，心平气和却五彩斑斓，精彩纷呈的天地。在这里，没了功名富贵，没了权谋倾轧，没了曲意逢迎，没了表里不一，也就没了最大的烦恼，也就有了最大的自由。

官场是座围城，一小撮读书人把里面塞得满满当当，另一大群读书人在外面摩拳擦掌。陶渊明义无反顾地走出去了，城里少了一顶沉重的乌纱帽，城外却多了一把轻盈的锄头。其他城里的读书人们瞧着他走向田园间的背影，有的不屑一顾，有的毅然决然随他而去，但更多的只是投去歆羡的目光，继而环视周身灿烂的鲜花与澎湃的掌声，再抬手摸摸头顶的高帽，稍稍扶正，咬牙收回一眸失落与侥幸，恭恭敬敬拱手一拜，暗道：“等我告老还乡再效他也不迟”。反观城外的读书人，要么小看了陶渊明的心理素质，要么高估了自己的抗诱惑能力，要么觉得为官事大，尊严事小，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挤进去再说其他。纵有歆慕陶渊明先生之高义者，也只是心驰神往一番，继续埋头苦读。这样一来，人人颂陶名，官官吟陶诗，而陶渊明自然而然成了中国士人心中南山竹篱的精神家园——只是精神家园——只肯神往，不愿身寄了。

说完陶渊明，再说苏轼。苏轼推崇陶诗，有言“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诗……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实际上，宋以后，文人推崇陶渊明，也与苏轼有很大关系，也就是前文所说“偶像效应”了。但是，东坡比陶渊明要积极得多了。虽然苏东坡饱受“乌台诗案”之役，又为奸人所迫，四处贬谪，孤苦伶仃，在仕途上遭遇的挫折远过陶潜百倍。但是东坡比陶渊明更加热爱俗世的生活。他一方面天性更为豁达，极少为自己的前途而神伤。另一方面，他心怀社稷，体爱百姓，根本不能像陶渊明那样安静下来。他也像大多数仕人一般，最多在精神上有些企慕陶渊明的那种生活，但不会真去做隐士。

而笔者所说的苏轼的情怀就在这里——我在他身上，看到一种行动力。这是对自己理想信念的坚持和践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不论遭遇多大的打击报复，不论被贬谪到多远的蛮荒之地，他始终坚持说真话，进忠言，不平则鸣，一鸣惊人，但求对得起国家社稷、天地良心，于自己本身则虑之甚少。我不相信陶渊明没有忠君爱民之心，但是在坚持自己信念一层，总比苏东坡短了一截，尽管他是苏子的偶像，终究也只能至于偶像。在他和陶渊明身上，我看到一种美妙的互动。当陶渊明在一处安定下来，他的生活、诗文就像极陶渊明，他既以渊明为自己前生自比，又把自己躬耕东坡之地视作是陶渊明的斜川之游，更做“和陶诗”百余首，遥寄陶公。而当他奉命往下一处谪地出发，于旅途劳顿中，又是完完全全的苏东坡，再看不到一丝他人的影子。

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苏东坡写下了这首《定风波》，独善其身的他，厌倦了做官——恐怕也有些畏惧，终于在心理上少有的贴近了自己的偶像。“一蓑烟雨任平生”，分别从一个弃官而去的樵夫和一个饱经官场风浪的官人口中道出，味道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坚定如苏东坡，终于也想要隐去了。“也无风雨也无晴”——没有官场的惊涛骇浪，自然也没有了大富大贵，这些他都厌倦了，只欲“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但是，苏轼终究是苏轼，不是陶渊明，当接到谪贬惠州儋州的调令，他依然做回了那个风尘仆仆的苏东坡。因为社稷犹在，君民犹在，他的理想信念仍要求他一直走下去，直到天涯海角，直到客死他乡。而这首《定风波》，不过也只是行动中的一丝小憩，一缕遐思罢了。

三、林语堂与鲁迅的情怀

写完苏轼，不妨写写林语堂先生和鲁迅先生。曾经有位朋友送我一句话：“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领现在可行之乐，补生平未读之书。”他爱极了这句话，我也爱极了，而这几句摘诗，便是林语堂先生的手笔。

林语堂先生学贯中西，自成大家，《东坡传》译得好，其英文原著自然写得也好，可惜我多半读不下去。以前中学写作文写到苏东坡，一位老学究认为我写得不好，便让我去读读这本《东坡传》。赖我记心不好，只记住了文首那一句话。有时间再读的话，我一定用心再多背点东西。

此节写林语堂先生和鲁迅先生，一是因为他们是敌人，也是朋友——这世间的敌人往往就是最了解彼此的朋友。同时，也是因为我都真心佩服他们，他们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曾经在校内上分享了一篇王小波先生的语录，理由是“波哥是朋友”，而之后分享鲁迅先生的语录，理由是“鲁迅先生是老师”。初高中背文常时，总先称鲁迅先生为“文思革”，我倒觉得应该反过来，首先是革命家，其次是思想家，最后才是文学家。我是个攒字的人，将来若能靠码字儿养活自己，已感不胜惶恐；而鲁迅先生是位彻头彻尾的战士，他的文字是投向敌人的刺刀，让敌人不能活。我作文来讨饭碗，鲁迅先生作文来让人丢饭碗——在这一点上，我深感惭愧。

鲁迅先生在出离了愤怒之前，与其说是战士，倒不如说是斗士。他的敌人中，有敌人，有朋友，更有自己的亲兄弟。那段时间的鲁迅先生，在写作上是位坚定甚至绝对的实用主义者，他号召所有文人都拿起手中的笔写白话文，写战斗檄文，攻击反动派和反动文人。谁要不这么干，他就斗谁，斗倒斗臭。对于这个问题，我发表些许反动观点：

大家都是文人，都在一个圈子里混饭吃，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何必搞得这么剑拔弩张？且不论斗争性是否是白话文的唯一属性，您早年也写过《社戏》与《百草堂和三味书屋》，这些文字我都学过，也不见其中有甚斗争性罢？鲁迅先生有闻，定会勃然反驳：“混账！谁让他们早年不写这些唧唧歪歪，污七八糟的玩意儿？非到这国倾家圮，民族存亡的当口来写？不许写！谁写我斗谁！老子一个也不饶恕！”如果他这样说，我肯定只能唯唯诺诺，应答不迭，我是有些惧怕鲁迅先生的，怕他把我心里种种见不得人的劣根性抽出来现世，那可就惭愧得紧了。但我又不保证心里没有点杂念：文学创作本就是凭作者自己意愿自由发挥的嘛，与您的杂文比，林语堂先生和您兄弟周作人先生的小品文就不见得低劣了，尺有所短尺有所长嘛。都是这个圈子里的，还是各自留点面子嘛。可这终究只是我的一点私念，其实结果我们都知道，鲁迅先生到底还是没给他们留点面子，到底还是一概批倒了，一个也没饶恕。前几年，鲁迅先生更是被读者们评为二十世纪中国百大家之首，这没什么说的，让我选，他老人家也还是排在第一位。不过他老人家若看到排在他身后的全是他的老朋友老敌人的话，也会很高兴吧。

再说林语堂先生，我觉得他是一位极致潇洒的古式文人。曾经学过他的《秋天的况味》一文，写得极美。在我看来，如果说鲁迅先生是为革命作文，那么林语堂先生则是为自己作文，二者最多只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在艺术成就上实在不分轩轾。当然，由于当局的需要，林语堂先生所信奉“性灵、幽默、闲适”的写作宗旨，在当时是饱受争议的。所以，当鲁迅先生也向他开炮时，他心里应该是极苦的，他不寄望朋友的理解，也不愿跟朋友对着干，更不愿为了谁而改变自己——对一个写作者而言，改变写作内核主题风格，就跟改变自己的志向情趣差不甚远了。他只能钻进自己的小世界里，不复出焉。

然而，当鲁迅先生辞世，他依然悲痛万分，扼腕叹息，一唱三叹写下《鲁迅之死》来悼念自己的朋友——尽管对方早已抛弃自己，可自己却从未抛弃他。在我眼中，能与林语堂先生这篇悼文相提并论的，只有清代袁枚所撰《祭妹文》和吴晓东、谢凌岚所撰《诗人之死》（为悼念诗人海子而作，载于长江文艺出版社《海子作品精选》）。自己写书，也不怕被骂凑字数，不敢怠慢，现将《鲁迅之死》全文摘抄于下：

民廿五年十月十九日鲁迅死于上海。时我在纽约，第二天见Herald－Tribune电信，惊愕之下，相与告友，友亦惊愕。若说悲悼，恐又不必，盖非所以悼鲁迅也。鲁迅不怕死，何为以死悼之？夫人生在世，所为何事？碌碌终日，而一旦暝目，所可传者极渺。若投石击水，皱起一池春水，及其波静浪过，复平如镜，了无痕迹。唯圣贤传言，豪杰传事，然究其可传之事之言，亦不过圣贤豪杰所言所为之万一。孔子喋喋千万言，所传亦不过《论语》二三万言而已。始皇并六国，统天下，焚书坑儒，筑长城，造阿房，登泰山，游会稽，问仙求神，立碑刻石，固亦欲创万世之业，流传千古。然帝王之业中堕，长生之乐不到，阿房焚于楚汉，金人毁于董卓，碑石亦已一字不存，所存一长城旧规而已。鲁迅投鞭击长流，而长流之波复兴，其影响所及，翕然有当于人心，鲁迅见而喜，斯亦足矣。宇宙之大，沧海之宽，起伏之机甚微，影响所及，何可较量，复何必较量？鲁迅来，忽然而言，既毕其所言而去，斯亦足矣。

鲁迅常谓文人写作，固不在藏诸名山，此语甚当。处今日之世，说今日之言，目所见，耳所闻，心所思，情所动，纵笔书之而罄其胸中，是以使鲁迅复生于后世，目所见后世之人，耳所闻后世之事，亦必不为今日之言。鲁迅既生于今世，既说今世之言，所言有为而发，斯足矣。后世之人好其言，听之；不好其言，亦听之。或今人所好之言在此，后人所好在彼，鲁迅不能知，吾亦不能知。后世或好其言而实厚诬鲁迅，或不好其言而实深为所动，继鲁迅而来，激成大波，是文海之波涛起伏，其机甚微，非鲁迅所能知，亦非吾所能知。但波使涛之前仆后起，循环起伏，不归沉寂，便是生命，便是长生，复奚较此波长波短耶？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追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世间》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愿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至于小人之捕风捉影挑拨离间，早已置之度外矣。

鲁迅与其称为文人，不如号为战士。战士者何？顶盔披甲，持矛把盾交锋以为乐。不交锋则不乐，不披甲则不乐，即使无锋可交，无矛可持，拾一石子投狗，偶中，亦快然于胸中，此鲁迅之一副活形也。德国诗人海涅语人曰，我死时，棺中放一剑，勿放笔。是足以语鲁迅。

鲁迅所持非丈二长矛，亦非青龙大刀，乃炼钢宝剑，名宇宙锋。是剑也，斩石如棉，其锋不挫，刺人杀狗，骨骼尽解。于是鲁迅把玩不释，以为嬉乐，东砍西刨，情不自已，与绍兴学童得一把洋刀戏刻书案情形，正复相同，故鲁迅有时或类鲁智深。故鲁迅所杀，猛士劲敌有之，僧丐无赖，鸡狗牛蛇亦有之。鲁迅终不以天下英雄死尽，宝剑无用武之地而悲。路见疯犬、癞犬、及守家犬，挥剑一砍，提狗头归，而饮绍兴，名为下酒。此又鲁迅之一副活形也。然鲁迅亦有一副大心肠。狗头煮熟，饮酒烂醉，鲁迅乃独坐灯下而兴叹。此一叹也，无以名之。无名火发，无名叹兴，乃叹天地，叹圣贤，叹豪杰，叹司阍，叹佣妇，叹书贾，叹果商，叹黠者、狡者、愚者、拙者、直谅者、乡愚者；叹生人、熟人、雅人、俗人、尴尬人、盘缠人、累赘人、无生趣人、死不开交人，叹穷鬼、饿鬼、色鬼、谗鬼、牵钻鬼、串熟鬼、邋遢鬼、白蒙鬼、摸索鬼、豆腐羹饭鬼、青胖大头鬼。于是鲁迅复饮，俄而额筋浮胀，睚眦欲裂，须发尽竖；灵感至，筋更浮，眦更裂，须更竖，乃磨砚濡毫，呵的一声狂笑，复持宝剑，以刺世人。火发不已，叹兴不已，于是鲁迅肠伤，胃伤，肝伤，肺伤，血管伤，而鲁迅不起，呜呼，鲁迅以是不起。

廿六年十一月廿二于纽约。

且不此文后三段刻画鲁迅先生斗士形象之力透纸背，畅快淋漓，单是“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几句就让人击节赞叹！好一句“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丈夫豪气干云，肝胆相照，正应如此！斯人已去，徒然神往，若死后幸得与鲁、林两位先生相识，大饮其酒，生啖狗肉，岂不快活也哉！！！

这就是鲁迅先生和林语堂先生的大情怀。他们的情怀，体现在他们二人的行动力上，体现在他们对自己理想信念的坚持和践行上。鲁迅先生不念朋友“私情”，一个也不饶恕，是为了革命之成功，其他都可以不要；林语堂先生偏偏“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不知党见为何物”，为了自己“性灵、幽默、闲适”的信念，也不强求。他们的情怀一个如火般刚烈热辣，一个如水般恬静闲适，水火虽不相容，却一个越烧越旺，一个愈流愈清，各有各的精彩。

四、结语

写完这篇东西，总算是有始有终，没白读《苏东坡传》。蓦地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他老人家说的是革命，若牵强附会到写作上，可以理解为，当偶尔有一个念头闪现时，觉得这东西很大，可以铺展为一篇文章，没个八千一万字说不清楚；可是真正落笔了，大部分的笔墨都是耗在了一些野史轶事或是作者自己的瞎掰里头，真正于说理一道着墨甚少。就拿本文来说，其实道理很简单，“坚持并践行自我信念的行动力是一种情怀”，不过短短十八字就可了解，这甚至都还算不上道理，只是一句大白话。但是我写得又臭又长，还颇不要脸地摘了林语堂先生的祭文来充数，倘若同时摘来《祭妹文》和《诗人之死》，这篇东西就该写成小说的篇幅了。所以有时候觉得自己挺无聊的。不过我今天总算有点小收获，就是没在文章里骂人。每写点东西就有点收获，也算是没白写了罢。

是为桃林三纪。零八年拾壹月伍日午夜于桃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