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张报纸得以付梓之前，我们在讨论时给它定下了这样一个基调：我们所要记录的心路历程、喜怒哀乐，须得来自一颗视兴趣爱好为兴趣爱好本身，而非生活之全部的心灵。换言之，我们要做的是一张理智的报纸，传播的是一种理智的声音，体现的是一种理智的思考。而笔者认为，理智地区分兴趣爱好和理想信仰，便是理智的其中一种。我们不希望为受众讲述为梦想而放弃生活的决绝故事，那是对生活本身的不尊重。所以，这里没有所谓的“文青”和“愤青”，而自诩为“文青”和“愤青”的朋友，可以把报纸放下了。

我们的采访对象，各有各的喜好：糖果是搞音乐的；兔子是搞摄影的；可乐是位sneaker；王牧之爱好广泛，尤好实行自己爱好的“制度化和实体化”；而笔者本身，又是搞文学创作的。我们这些人各有各的兴趣指向，各有各的造诣成就，若作为硬从各自语境中抽离的个体凑到一起，自说自话必然无甚共同语言。但我们最大的共通之处，就是我们对待兴趣爱好本身的态度：兴趣爱好来自于生活，终须服从于生活，不能等同于生活，更不能悖逆于生活。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目前阶段，我们的第一角色依然是在校学生，既然当初选择了继续读书，那么主业依然还是学习，所以兴趣爱好只能停步于兴趣爱好。若似传统意义上的“文艺青年”般将正常生活作为燃烧所谓“理想”之火的柴禾的话，最终只能玩火自焚。

但是，有朝一日结束了目前的学生生活，面临再一次选择机会时，兴趣爱好就有可能跃居为主业，成为事业——如果包括我在内的这些受访者届时有能力有决心的话——人一辈子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从事自己所钟爱的事业。但真正做到的，为数不多。笔者将来若能靠写书养活自己，也必将感到无比的幸福。

所以，当我作为记者的身份，面对着不同受访者所流露出的理智态度时，感到巨大的欣慰和鼓舞。梦想，常常成为人们口中蒙蔽自己和逃避现实的借口，而勇敢地用理智驾驭自己的兴趣爱好，是种勇敢的体现。所以，当我在接受同事采访时，我并不掩饰自己的功利：写书，最现实的功用就是作为找工作的筹码。我想，抛开道义、信仰，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吧。

我曾经谈及，一个人理想的生活状态，无非就是八个字：衣食无忧，精神充实。这世界上最完美的事业，就是一方面给你带来丰厚的物质回报，另一方面又极大地充实你的精神世界——简言之，就是既能填饱肚子，穿暖身子，又能塞满脑子。但是，这样完美的事业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上都是不存在的——理智的态度就是，一方面降低标准，并一方面舍弃其一。在衣食无忧的时候，不要奢求从事业中获取所有的精神愉悦；在从事自己真心喜爱的事业并满心愉悦时，也不要做梦干这个就能穿金戴银。人就是在不满足中，一步一步创造着更美好的世界。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爱好是事业的开端，但爱好不一定能最终发展为事业。若一个人有幸能一生从事自己爱好的工作，自是怡然自得；若最终为生计所迫干起了其他工作，这爱好也终究在人生中留下了自己的脚印。所以，喜欢就喜欢，喜欢就放手去做，别管以后将来如何，先享受够兴趣爱好带来的纯粹的快乐。但是，前提是理智。若有人爱好恋爱，那么我觉得恋爱也该如此。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故而天大地大，莫如酒大。喝了这碗，再说其他。

若爱好如美酒，我等当应如此。

报纸大功告成，撷取一二，以示happy。

对兔子的采访，是与采访糖果一起进行的。他是糖果的经纪人。据说，糖果是在第一位经纪人将要毕业时过继到兔子旗下的——当然了，兔子旗下还有没有其他艺人就不清楚了。在采访中，他与糖果彼此之间流露出无比的默契与信任很让人感动。一方面，兔子尽他所能地在糖果的音乐事业上提供帮助——词曲创作全交由糖果自己负责，但从专辑的制作、发行到拍摄宣传照再到网络造势，他一手包办。他精心地挑选和耐心地应付众多慕名而来的商家，安排他认为最合适的商演。他就像是层糖纸，尽心尽力地保持着糖果与外部世界的适当距离。这个时候，兔子是个称职的经纪人。另一方面，糖果对兔子又相当甚至绝对的信任，甚至是依赖。她知道，有了兔子这个经纪人，她只需要打理好自己的生活，做好她自己的音乐。在这个时候，他又是糖果忠实的朋友。

而糖果的经纪人，只是兔子的第二身份。他的第一身份，是一位摄影爱好者。这个身份，才是他接受我们采访时的真实身份。

欣赏过兔子的摄影作品，我认为兔子和糖果的经纪和朋友关系并非偶然。因为她的歌，他的相片，甚至他们俩身上所散发出来的气质，都透着浓郁的校园气息。这绝不是因为他们都还是在校学生——笔者也是学生，但在我身上就绝不会有这种气质。（当然了，即使我有这种气质，也不会唱歌和摄影啊。笔者注。）兔子拍摄的人相，都干净得不含一丝杂质，像一泓清潭般晶莹剔透，仿佛轻轻一碰就会泄落。而他的model又一水儿的健康甜美，自有一副恬静的美感——我不是存心拿兔子的作品跟那些非主流照片比较，所以兔子千万别跟我急——跟我印象中的艺术青年的作品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兔子所展示的作品中，有一幅和一个系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幅是他将相机放在地上拍到的草地上的几簇鲜红的野花，点缀在碧绿的草地上，娇艳欲滴。他说这是一个垃圾场附近唯一的一抹亮色，他忍住恶臭（注：这就是创作的代价啊。）仔细选择角度，终于将肮脏与无序排除在了镜头之外，用焦点留住了这方美丽的所在。我从其中看到了兔子作为一个资深摄影爱好者的境界——不仅是用镜头去框住整体美丽中的局部，更要用对美的直觉，从整体的丑陋中，聚焦局部的美丽。

而另一系列的作品，兔子将其命名为《漂浮的青春》。每幅照片都是安静的场景，安静的天空，安静的人安静地悬浮在空中。画面依然很干净纯粹，但是通通被赋予了飞翔的动感，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让人感到，确实有那么一股想飞的冲劲，生长在安静的画面中，让这寂静而平面的照片一下子跳跃并立体起来。我想，这也是兔子独到的地方——反其道而行之，于无声处听惊雷。抑或，青春本身，就该这么生长。

当被问及自己作品的理想标准时，兔子回答道：“图片长出利齿，一下把人抓住”。他的作品的确做到了——看似平淡无奇，实则极具心灵冲击力。他以此来提醒人们，即使是温文驯顺的兔子，也有着锋利的兔牙——他的镜头、他对摄影艺术的理解和野心。

罗驭空

《桃林纪》，会是我写作以来最认真，最沉重，也最困难的创作。如果这些文字幸能得以结集付梓，当以之命名。它们，关于孤独，关于写作，关于电影，关于我所关心、用心和倾心的种种。我尽力使它们在主题和脉络上清晰和连贯。读懂他们，就是读懂自己。成全它们，也是成全我自己。而《桃林纪》的第一纪，便是关于我的写作。这也许是我有限的写作经历中，最真诚的一次。毕竟，我所要写的，就是我将来的饭碗。

在中国传统文人眼里，红袖添香暖朱阁，对酒当歌诗百篇当是最完美的生活。在才子佳人的二元关系里，佳人给才子带来的愉悦恐不亚于歌诗词作。我也曾梦想着能有这样的愉悦。无奈近年来爱情给我的快乐每况愈下，直至如今完全为零。我只好把过剩的情感都诉诸笔端，这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写作对我的重要性。

如今，孤独充斥着我的精神。孤独的人是可耻的，而这可耻的孤独似乎正成为我生活的主题，进而成为我思考的方式。寡淡的生活让我和孤独结为不言不语却不离不弃的朋友，这是一种何等无助的默契。我沉沦在这胶着的默契里，惊惧并憎恨着这孤独，却不知如何摆脱。这也许是因为如今的生活并不由我掌控，也许是我对生活想象太过美好，抑或是我就不了解生活。我只是单纯地感觉到，孤独正缠绕着我，让我不得轻松。而我的写作，是处容我暂时逃离孤独，获得短暂精神安宁的所在。我以为的文字，才是我真正的朋友。

我的精神是孤独的，可偏偏我的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和心灵的自由。对某些人而言，孤独正是自由飞翔的苍穹，而我偏偏被孤独牢牢拴住。当这孤独和内心的渴望激烈碰撞成不可调和的矛盾，我选择了逃避，这逃避的方式便是将之诗化，强迫自己忍耐并享受这孤独，以此来麻痹自己，陶醉在自我虚化的梦幻中。而践行这个诗化的具体过程，便是通过写作。每当感到孤独，我便用文字来排解。王小波说过一句话，“一个人仅拥有此生是不够的，他还应拥有诗意的世界”。我的诗意的世界，便是凌于在我的文字之上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靠它成功躲过了孤独的来袭，换得了短暂的慰藉。却不曾想到，其实心灵的自由，必以精神的充实和富足为基础。我所信仰的自由之由来，必是以智力的成熟、理性的建立和理想的实现为基础。这些东西，是写作中的孤芳自赏、自我陶醉所不能给予的。实际上，我所珍视的写作，在很长时间内并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我排解孤独的工具。在这个问题上的觉醒和随之而来的困惑，迫使我暂时放弃了写作，让自己好好想想清楚。我在等待一个契机。

而这个契机在不久前出现了。在一堂课上（我忘了什么课），一位老师（姓甚名谁也忘了）提点道：大学生活四年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一个让个体完成其对世界、对社会、对人生和对自我的种种观点见解体系化的过程。这句话将我点醒——其实写作，本身就是一个认识世界、认识社会、认识人生进而认识自己的过程。而从现在起，我的写作都要服从于我内心这个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写作与个体生命的关系，前者之于后者的意义，只有放在人生长度和思维深度的纵深当中，才能得以体现。我整理了一下思路，在下面详细论述。

我认为，在谈及写作之前，必须先弄清人对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认识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写作中最根本的问题。在我看来，任何人（也许只有我自己）对这个社会和世界的认识，其实都经过了内心的映射过程。换言之，我们所认识的，不过是内心湖面上飘荡的涟漪。当内心带着种种既定的思维模式、坚守的观点主张和多变的心情思绪去反映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必然是失真的。更为重要的是，从理性角度来讲，认识世界和认识自我的两个过程是同步互逆的；所有的偏差、错误也都是在两个同步过程中进行修正的。他们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不可分割。所以，从不严格的角度来讲，两个过程的进度在一定范围内显得相对同步。但是，我却坚持认为，相对深入地认识自我，是相对正确地认识外部世界的前提条件，而对外部世界的深入接触，并不一定就对清晰认识自我起到多大的作用，人对外部世界种种现象的观察和对本质的挖掘都是以对自我不断深入了解把握为基础的。这也是为什么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原因，这是由不同人的各异自我认知投射出来的。当然，你也可以说个体的内心本质上就是外部世界的精神反映，但这就忽略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而我认为，内心自我的崛起，正是写作成功的根本。

在我明确了认识自我对于认识世界的基础地位之后，一个不可调和平复的矛盾随之而来，即认识自我实在是这世界上最困难的事情。人不可能完全彻底地了解自己，甚至有时进一步的自我认知都还要仰仗外部因素的作用。相较之下，认识世界显然简单得多，说不定我在这儿坚持认识自我是认识世界的基础，但实际上却颠倒行之。所幸，人多少总归要服从于理性的约束，这倒也不是什么很大的烦恼。

毫无疑问，写作源于生活。但这世上绝大多数的文字，都止于生活。上文提到，写作成功的根本，在于自我意识的觉醒和独立。这就意味着，成功的写作必然要在写作者的生活经历基础上，经过思想道德、政治主张、逻辑推理、爱厌喜恶等主观因素的掺入，加以艺术加工得以成形，最终的目的是超越生活。至于生活与超越生活的区别，就在于是否突出“自我”的存在——即自我观点的表达、主张的陈述，并引人共鸣，不管赞同抑或反对。就我个人的写作而言，我的追求依然是向王小波先生学习，努力超越平凡孤独生活，找寻自己诗意的世界。我崇尚自由、理性与宽容，反对一切专横武断、头脑发热和锱铢必较。我要争取在作文和做人上都能有智、有性、有趣，我讨厌剥夺自由的强权，讨厌无限的上纲上线，讨厌做墙头草，讨厌人云亦云，我珍视一切理性的有价值的不同的声音。我坚信这对我自己的写作和他人都是有好处的。

写作要超越生活，在另一层面上，也意味着写作不是单纯地反映生活，而是自主的创造生活。我坚信生活的丰富中，总有值得人们注意和思考的所在。任何阅读对象不限于作者自己的文学作品，其创作目的必然是引得读者的共鸣，进而接受自己的见解主张。但这并不代表我们的作品就一定得“有意义”、“高格调”。在走过应试作文的僵化年代，进入自由创作的时期，有趣、有观点便是我的主张。这就要求我们认真生活，认真思考，认真写作。

写作要与政治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个距离的把握在于怀疑。既不至于远得面目不清，也不能近到被其左右。对历史和政治，我们有记录的责任，却没有相信的义务。其实我的主张是尽量远离政治，我反对“学而优则仕”，惧怕政治中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我最心仪的人物，是目无礼法，毫无虚掩，非汤武、薄周孔，对酒当歌的竹林七贤，虽身处乱世但洁身自好，不问世事，与书画为伴，共诗酒为侪。皓月当空，竹影斑驳，手挥五弦，目送飞鸿，那是何等潇洒！人生的价值，并不一定要用政治成就来丈量，自己便是自己的见证。

说到上文提及的个人体系的建立，写作是最好的方式。写作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拷问自我、认识自我、批判自我的过程。许多偏差和误解是在此过程中得到拨正，许多见解和主张也在此刻得到宣扬，许多困扰和烦恼亦或随之消散，这都是自己与自己交流过程中的收获。而且，写作在构建自我健全人格和认知体系中最重要的作用，在于写作者自己能在这个渐进过程中把握一个度，什么问题必须立刻解决，什么问题又能暂放一放，都能自己权衡，从而避免从其他渠道无意中或强迫下获取这些答案时的不必要困扰。而且，在写作中建立起了自己的体系，若有机会与其他同道中人进行交流，收获碰撞中的火花，这又是件多么奇妙而愉悦的事情！

最后，我认为在写作中需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不要随意地攻击和伤害别人，即使有分歧也尽量控制在为文一道范围内解决，切忌谩骂、影射和乱扣政治大帽。真碰上不要脸的，还是得先忍。但要实在忍不住，那也就骂吧。

以上便是我目前阶段的写作感受。在那个大师的年代，萧伯纳曾经有言：每当我拿起笔，就想到了自己的读者。而中国受众们的传统阅读思维是：每当我捧起书，我就想受教育。我本非好为人师之徒，但我的文字倘若能有些许作用，我希望它是教会它的读者们如何辨别是非，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啦。是非不分的人，我是瞄都懒得瞄一眼。

是为桃林一纪。零八年拾月陆日于桃林居。